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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主要从事书法学、铭刻与写本学、美术文献研究与翻译、中国古代诗歌等领域的研究，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三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意大利文著作有《李白，其人其诗》和《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英文专著有《孙过庭〈书谱〉综合研究》和《以书护法：〈集王圣教序〉研究》；中文专著有《尊右军以翼圣教》，英文译著有张天弓《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与研究》。在《亚洲专刊》(Asia Major)《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中国《敦煌研究》《唐研究》《中国书法》等海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在习字过程中，他不仅对汉字的兴趣愈加浓厚，同时对书本上印刷汉字的字体产生了好奇心，“本就造型奇特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汉字，加之毛笔的笔触感，笔画之间的呼应，结构之间的平衡等等，让汉字在我眼中更富韵味，也让我对毛笔字越来越好奇”。

时值第15个联合国中文日到来之际，意大利汉学家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讲述了他观察、感受到的汉字与书法的独特魅力。

“甚至即使是线条比较单一的小篆，中国古人依然能够将其写得非常有质感，”毕罗认为，这种对笔触、质感的探索令人惊讶。而严格来讲，书法虽然在汉代之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自西周以来，古人已经有通过汉字图形的组合来表现它作为文字符号之外的审美意趣”。

在毕罗看来，对比不是为了区分优劣，而是为了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能够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化看待书法，会让我们更准确了解书法的魅力以及价值”。

“‘我’字的右半部分也在一条轴线上，和左边成互相呼应的关系，且左边部分比较紧，右边部分又把力往外放，这种既平衡又充满着动力的感觉，就是‘骨’的体现。”

“神是书法的一种连贯性，气是重要的审美特征和评价书法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但在五者之中，毕罗更注重“骨”，“在神、气之前，要先打好处理图形、掌握造型、几何学布局规律的基础”。

1996年，初次看到汉字的毕罗被其“新颖性”所吸引，汉字的符号、线条、结构，对于成长于拉丁字母体系中的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他的跨界对比始于西方古典音乐，“能够与中国书法中的笔触、动感等构成相呼应的，是古典乐中的速度、动感、节奏”。毕罗经常将这种对比讲给他的朋友们听，“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往往是能够理解的”。

书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官吏或文人被要求掌握不同的书体，“如果说小篆是体现汉字原始字义的字体，那么隶书和章草在用笔以及结构技巧上，就是真正体现书写艺术的字体。”毕罗对于中国古代字体的见解可以称得上“入木三分”。

挥毫泼墨间，结构、布局、笔画都成为跨时空的对话，在纸上缓缓展开，“我发现他们通过笔画之间的组合，潜意识中表达的对大自然的思考，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已经达到智慧的境界”。而现在的我们，能够在欣赏、临摹书法名作时感到舒服，“是因为古人和我们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我们对世界规律的基本看法是相似的”。

他对书法魅力的探索还并不止于此。在毕罗二十余年的习字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热爱着书写。只要有空闲时间，他便会摆出文房四宝，有时创作，有时临摹。不过，他认为，即使是临摹，还依然能感受到创作的空间，“虽然名作已经成型，但落笔时如何发挥，依然是一个充满创造的挑战”。

为了更准确了解书法的特征与价值，毕罗希望中国书法同各种艺术展开对话。“不作比较，不去对话，就不能让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去理解完全不了解的艺术。”

这样的跨界对比，能够让大家所接受的原因或许在于，二者都有纯粹的艺术性层面，当达到极致水平后，再去探究构成它们的元素，就变得不再重要。“汉字、手法、音符、乐器都将不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带给你的美感与享受。”

亚星官方官网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现全球传播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倡导并促进6种官方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其中，“中文日”定在当年的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4月20日)，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亦如中国学生，他在习字过程中，也将汉字按照偏旁、部首进行分类再学习，“《中华字海》中近九万个中国汉字，如果不将偏旁、部首从汉字中分解，作为一种分类标准，就无法认知汉字”。

毕罗相信，通过分享与中国书法相关的研究，可以让对中国完全不了解的人获得一些新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也有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完)

此外，他还将书法审美与西方几何艺术作对比。西方学者在研究格式塔心理学时注意到，书法中对于汉字的造型以及布局的处理方式，与西方处理图形的心理存在共同点，“比如对平衡的追求，对力学的把控”。

这样的跨界对比不胜枚举，他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向意大利人、向中国人讲解书法，“虽然我是西方人，但二十余年间，我不断向中国学者学习，吸收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所以我结合了东西方的优良传统”。

于是，1999年，与毕罗留学中国一同开始的，是他的书法之旅。在学习书法时，毕罗对《论书》中的“书必有神、气、骨、血、肉”深有感触。

这样的感觉毕罗并不陌生，可以说，在他练字的过程中，时常有这样的感触，“虽然笔画看上去都是独立的，好像是来自不同空间，实际上当我们掌握它总体的轴线时，依然能够窥见几何学原理”。

毕罗将“我”字拆分，讲解“骨”的重要性，“书法中的‘我’字，一撇一横一竖钩一提，这四个笔画完成左半部分，四笔画的交叉点同时在一条轴线上”。毕罗认为，这一轴线涵盖着的，就是中国古代对造型和几何学的特殊理解。

毕罗表示，虽然汉字和西方传统审美有极大的不同，但是作为人，视觉的敏感程度实际上是相通的，“汉字结构和处理的技巧和原因，同图形结构和处理一样，在本质上是人对待大自然和理解大自然的本能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