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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的是，据统计，1957年有超过半数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不婚的人们是“病态的”“不道德的”，或“神经有问题的”，而只有1/3的人对此持中立态度。

而如果草案通过，就相当于结婚真正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事，只要身份证在手就可以，对于一些想结婚，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家庭支持的年轻人，这一消息的确是利好，可以助推这批人走向婚姻。

比起扭转结婚率，当下更重要的议题或许是，面对越来越可能到来的单身社会，我们做好相应的准备了吗？比如，对单身生育的保障，或是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投入和发展。

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例子：在排除了大约800万自愿或非自愿选择集体宿舍（如辅助生活机构、看护中心以及监狱等）的人之后，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约占户籍总数的28%，仅次于丁克家庭，为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

2010-2020年间，20-49岁单身青年在同年龄组的青年人口规模下降6.31%的背景下，逆趋势上涨，达到1.34亿人，也就是说，整体青年人口规模下降的同时，单身青年的人数还上升了。

被动单身，也即想结婚，但是结不了婚的情况，实际上更集中发生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男性单身群体中，且相较2010年整体有所恶化。

我们把婚姻也看作一个有“进入”和“退出”门槛的运行机制，那么结婚不需要户口本，就降低了“进入成本”。先前，很多年轻人可能并非户口本的保管者，结婚登记需要户口本，相当于结婚需要得到户主的支持，中间增加了他人的决策环节，成本会更高。

所以，结婚率的高低，可能只是社会变化后的自然结果，根本说不上要不要“拯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小英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并不忧心现在的结婚率，相反，盲目结婚才更值得忧虑。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菊华同样曾提出，对待结婚率和生育率不必焦虑，无论是曾经的“恐高”和现在的“恐低”，都不是冷静看待问题的态度。

也就是说，婚姻在中国仍然没有从整体上去制度化，单身并没有成为一种个体不容忽视的选择。当下的很多状况和变化，实际上是一种观念层面的渐进式的变化：青年开始更多审视婚姻对个体的意义，强调对婚姻精神价值的追求。

所以说，年轻人不结婚了，这事要拆成两个点来看，一个是同年龄段里单身的人占比高了，另一个则是越来越多人倾向于大龄再结婚（也就是结婚的时候相对不年轻了）。

不结婚的年轻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不想结婚和不能结婚。前者属于主动单身，后者则属于被动单身。因为户口本这关而不能结婚的年轻人，应该属于第二大类，而且绝不是主流。

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也在佐证着这一事实。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而在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相当于十年过去，中国人均推迟了四年再结婚。

由于1990年后，出生人口整体呈下降趋势，适婚青年基数本就在下降，所以看相对比值，能够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结婚率持续走低的现实。

而过去十年里，除了2023年，其余年份里，全国结婚登记对数都是在连年下降。2014年最夸张，直接从1346.9万对的峰值跳水到694万。

这种背景下再看简化婚姻流程，在一定程度上，比起“催婚”之举，它更像是一个适应现代婚姻观念而诞生的动作——让婚姻回归两个人之间的事，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比如说，一项人口学研究发现，城镇35-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与农村20-34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均出现了单身青年性别比低于青年总体的情况。考虑到大量研究所指出的，女性婚姻推迟背后两难的工作-家庭平衡，以及受教育水平提升之下高企的职业发展期望，她们的晚婚可能是个体面对难以改变的系统性风险而主动做出的适应。

而对于主动单身的人群来说，结婚登记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几乎不被纳入考量范围内。从诸多调查来看，影响人婚姻决策的因素，往往也和社会压力、事业发展、感情观念等相关。

说白了，缔结现代婚姻，大家看重的还是婚姻会带来什么。这很合理，现代婚姻制度本身带有相当浓厚的财产分配和保障色彩，如果风险预期高于收益预期，那么年轻人做出先“立业”再“成家”的选择，也只是一种理性的经济决策而已。

然而，到了1976年，只有1/3的受访者对不婚者持有负面的评价，而超过半数的人持中立态度，甚至还有1/7的人表示支持这一选择。个中变化，只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365平台一周前，民政部刚刚公布了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仅为 2014 年同期 694 万对的一半左右，创下近十年新低。

至少现在，中国还是一个普婚国家。2020年，我国45-49岁女性未婚率依然较低（1.26%），远低于韩国的9.8%，日本的17.0%，以及欧洲国家（以瑞典为例）的28.78%。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单身青年规模的上升，其主要动力还是婚姻的推迟。

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的性别比均大于110，且持续上升，15～49岁婚育年龄组的性别比要高于全劳动力性别比，均在115以上，这意味着在适婚年龄期间，农村男性面临更严重的“婚姻挤压”。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在“男多女少”的客观现实下，经济因素才是影响婚姻状况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