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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图书馆要根据不同的功能，实现很好的匹配互补。比如要求高校图书馆都要向公众开放，这是混淆概念。特殊情况下，公共图书馆做不了的时候，在某些地区或者在某个阶段，专业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为公众开放，是一种弥补。在正常情况下，这两者要区分开来，不然就造成资源的浪费；还有要求大学图书馆24小时开放也是没有必要的，个别的特殊需求可以用特殊手段来安排。

现在大量电子资源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但很多人不会去利用。所以现在对图书馆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共享才是最重要的，图书馆永远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

但另一方面，人类之间必然有交流的需求，更主要有一种深层的需求。总有人认为我们祖先怎么不开放，开放的动因是什么？其实只有真正的需求才是动因。比如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是偶然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贸易，但丝绸传出去之后外界就有了贸易的需求。中国对海洋也没有需求，古代海洋对中国而言就是“渔盐之利”，打鱼、晒盐，但盐实际上也不是全靠海洋的，即使我们今天中国人食用的盐中，海盐只供应5%，其他盐来自内陆的盐矿。对海洋真正的需求是航运，但古代中国并不需要。要知道在古代中国的确可以不需要世界，而世界需要中国。

另一方面，我们的图书馆条件之前太差，经过改革开放，馆硬件有非常大的进步。像我们学校这样的图书馆，和现在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学、一流城市相比，我们都当之无愧，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图书馆理念也已改变，就是着眼于为读者服务。当然，图书馆真正的理念、在人文方面的提升以及新功能方面还是很不够的。

所以我们现在两种倾向都要防止，一种认为中华文明是完全同外界没有联系的，不是这么回事。最早的小麦、黄牛、绵羊就是外界传入的，青铜冶炼技术也是巴比伦人传过来的，后来物质上传播过来更多，佛教也是外面来的，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确是长期没有开放的意愿和需求，这也是事实。到了今天，我们就要知道，面对当今世界，中国不开放是不行的。

葛剑雄：很多人误以为历史地理是既研究历史又研究地理，但历史地理不是历史加地理，而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中华文明怎么产生的呢？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你看当初曾经满天星斗，各地都出现文明曙光，比如良渚文明，但是其他的文明曙光之后都暗淡甚至断绝了，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襄汾陶寺遗址等，之后发展到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块地方当时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的平原，土壤疏松，没有茂密的植被，容易开发成农田，而且它连成一片，这个管理成本很低。最后这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并且向四方扩展。所以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我把它归结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就是不断地适应地理环境、利用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改造地理环境，这样保证人类的物质文明。另一条主线就是从精神上成为人，不断地产生人性，巩固人性，来克服兽性、生物性。但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地理环境。

中新社记者：从史学家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当下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应该着重哪些方面，又该注意哪些问题，以更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88805新莆京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年近八旬的他于2024年3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重操旧业”的葛剑雄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畅谈中外图书馆的异同与进步、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强调在文化自信的同时，东西文化应互相尊重，实现美美与共。

葛剑雄：一个大学、一个好的图书馆，不仅仅要有书、告诉大家这本书在哪里，还要告诉大家某个学科的学术前沿是什么，最新学术动态是什么，最新的资料在哪里，怎么去检索……这就要求图书馆必须有一批专业的学科馆员。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生前所倡导的：首先各美其美，大家都是文化自信；然后是美人之美，真心诚意地理解、赞美、欣赏其他文化的美；最后达致各种文化美美与共。大家都本着这样的态度，既有文化自信，同时尊重其他文化，叫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天下大同当然不是政治上的合一，而是大家和谐包容。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价值观，离不开精神。(完)

葛剑雄：美国很多大学无论学什么专业，在本科必须学两门课。一门是历史，一门是艺术。艺术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审美观念。很多人都不明白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后人对前人前事有意识地选择性地记录。比如清朝皇帝的史料就有很多。如果不选择，一般人不但看不懂，也没有时间看。那用什么来选择呢？用我们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来选择。

葛剑雄：世界上各个重大文明，都有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文明互鉴、文化互鉴和文化自信应该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片面地强调自信而没有互鉴，会变成一种自恋、自我封闭、自娱自乐。因为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适应特定的时间空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从事国际学术和文化合作交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文化、科考活动。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教育部)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图书馆不仅是一个藏书、找书、看书的地方，还应该是全校一个信息、动态、思想、观念集中的地方，而且要有新功能。我们要创新，给图书馆提供更好的条件，让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空间更好地发挥作用。

到了今天科学技术发达，如果人们能够顺应地理环境，还是可以起到最大的效应。比如深圳，靠近香港，对外开放容易，这就是人文条件。又比如“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发挥海运的优势，这离不开地理条件。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障碍，但是利用它的话不是更好吗？包括竺可桢对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第一阶段靠考古资料，第二阶段靠物候资料(主要是历史地理)，第三阶段靠方志，也主要是运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所以历史地理学科未来对人类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

很多人误解学历史就是要知道一些知识，知道一个过程，其实学历史主要是有助于确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所以它的重要性超过其他学科。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不但接受它，还把它变成中国文化一部分，所以文明的交流融合是广泛的。但是对哪些应该接受，这是有选择性的，中国从来没有对哪个文明照单全收。对于文化自信这个概念，我的理解其实是文明自信。因为中华文明是我们以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总体一定要自信。但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优秀的，要认识到具体的文化各有千秋，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自觉地产生一种文化自信的概念。

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的，这不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环地中海周围发展的，早期的印度文明基本上受希腊文明影响，而中华文明的确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原因就是地理障碍。印度靠中国最近，也隔着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印度洋。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找不到同其他文明进行有效交流的途径，所以很长时间内中华文明不了解希腊、罗马、埃及，希腊、罗马、埃及同样也不了解中华文明。

除了价值观念，从思想上我们至少要了解人家。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文明互鉴。今天我们的开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需求。

中新社记者：图书馆馆长是一所大学的重要学术岗位，您在年近八旬之际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您心目中最理想的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中外图书馆能给彼此提供哪些借鉴？

我们当时的图书馆任务是把书管理好、保管好。比如古籍不让看、不让复印，拍照担心闪光，也不可以。而美国图书馆的概念是每一本书最好都能来看，服务好读者，让书尽量地发挥作用。

没有哪一个图书馆是十全十美的，图书馆有各种功能，有专业的图书馆，有公众的图书馆，也有适合各个不同层面的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另外，现在各方面发展太快，即使在今天认为很理想的，可能明天就不是了，所以图书馆要根据社会的发展作出不同的调整，从这个角度讲，我想最理想的图书馆只是在我心目中间，现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