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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着女神庙的九号台基目前残存高度在4.6米以上，这样大的工程推测应该有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虽然无法明确认定是一个国家，但可以称其为古国”，郭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在思索如何进一步推进这一考古成果，“遗址总面积达到10余万平方米，我们打探方要避开树和石头，从哪里开挖本身就很考验判断力，有时候考古真的就像开盲盒”。

日前，记者一行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看基层”主题活动走进东北，从能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牛河梁遗址，到明代长城东段起点，再到令人心潮澎湃的抗美援朝博物馆，东北的文化遗产以其丰富绵长、底蕴深厚而独树一帜。

作为鸭绿江断桥景区的解说员，卜笛今年5月底刚刚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名单。工作十二年里，她先后为各类群体提供了7000余场次的讲解服务，累计接待游客达到45万人次。“我不断学习各种知识，尤其和断桥相关的各种历史背景和事件，以及相关施工技术等”，她笑着对记者说，争取不被游客问倒。同时，她组织成立了鸭绿江断桥景区讲解员培训小组并担任组长，经过培训后的断桥讲解团队服务质量大幅提升，近年来实现了零投诉，赢得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在这里常常会看到退伍老兵，每当为他们服务我都会倍感自豪。”

20平方公里的明长城遗迹分布范围，走一遭要大半天，周增财这一走就是30多年，长城沿途的草木砖石他都熟悉，深深刻在脑子里，“我的眼睛就是监控”。早些年间还会有村民搬走长城砖私用，比如搭个鸡圈或者垒个灶台，周增财说近年来这种状况几乎没有了，“大家的保护意识都提升了，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国宝，是我们的骄傲”。

fib体育中新网北京6月8日电 (记者 应妮)6月8日是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主场城市花落辽宁省沈阳市。这是200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来，主场城市活动首次在东北地区举办。

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今年5月成功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抗美援朝文物2万余件，是全国唯一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历史的专题纪念馆。

2023年，位于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接待观众310万人次；鸭绿江断桥每年有游客约100万人次；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和旧址核心区于2015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迄今接待国内外观众1260万人。

在大连旅顺口太阳沟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中苏友谊塔，记者一行碰到文物普查员聂绪文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工作。手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采集移动终端，他需要对文物的外观现状、文物本体边界的GPS数据等进行采集和录入，而这个装备采集的数据可以精确到厘米级。目前“四普”刚刚启动，聂绪文们还集中在市区的文物普查，将来工作深入之后他们将跋山涉水去采集野外的文物信息，工作量也将成倍增加。“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这在文物普查中很常见”，他憨厚地笑着。

该馆特聘研究员、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李陈奇介绍，2014年5月至2017年11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四方楼”)、锅炉房、地下回水池、焚尸炉等10处遗址进行了连续大规模发掘，出土各类遗物1000余件，“最近一次考古是在2019年，发现了七三一第一仓库遗迹4处和病毒实验室地下遗迹”。凭着坚实的考古成果，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得以不断丰富展示内容，做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虎山长城地处中朝界河鸭绿江畔，《明史·兵志》曾记载：“终明之世，边防慎重，东起鸭绿，西至嘉峪”，由此可见它是明长城的东端起点。作为虎山长城的保护员，56岁的虎山村村民周增财说自己“从小望着长城长大”。

聂绪文身后的旅顺博物馆，门前人来人往。五月下旬的旅顺口，槐花飘香，龙柏苍翠。作为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辽宁旅顺口的军民融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在推进军产文物改革机制、建立军地协作推进机制、探索存量资源利用机制等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和创新亮点，形成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例如，始建于1900年的旅顺实业学校旧址是辽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5年成为新中国第一座军事博物馆，如今已成为集展览、会展、文创等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区。位于示范区内的太阳沟历史城区虽仅3.02平方公里，却拥有百年以上的建筑353栋，2023年共接待游客456.92万人次，同比增长78.98%。

文物工作者尽职尽责，在各自岗位上做好考古发掘、整理保护、研究阐释、展示传播，讲好文物故事；当观众络绎不绝、纷至沓来，聆听文物故事，良性循环由此开启，生生不息的中华历史文脉得以传承和发扬。(完)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长期驻扎在牛河梁遗址工作站。从1981年发现以来，以她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国考古人在牛河梁遗址现场俯身而作，认真整理，用手中工具剥开层层历史迷雾，终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在2023年末获得重要成果：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进入古国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代表的正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这让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性划分方式有了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