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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涉及到“道法自然”一句的理解。“道”大于“自然”，因此，道不是效法自然，而是以自身为法。“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而不能作名词“自然”理解。

20世纪80年代末，当了几年记者的钱宁跟随着留学大潮，到美国学习。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仍然清楚记得美国留给他的第一印象。

今天人们能看到的《道德经》，基本成形于汉代。钱宁认为“错层”现象的产生，有着两大历史原因。一是今本《道德经》81章为汉朝人所分，且分得相当随意；二是由于成书过程复杂，加上传抄之误、后人增改，今本《道德经》有不少乱简、错简和重简。

克罗地亚球队坐火车至安徽亳州市，再一路向西，行驶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传说中老子飞升之处——老君台。学者钱宁在新书《新道德经》出版前，专门到河南鹿邑老子的故里去拜谒。

是孔子将他引向了老子，也是出版了10年加印10次、经受住了考验的《新论语》给了他信心，敢去编写《新道德经》。《道德经》里深邃而简洁的话语，对照诸家解释，钱宁有了自己的理解。例如“道”是什么，一些学者说过，这是万物运行的规律，钱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是存在之物，不是规律。也就是说，道是宇宙本身，而不是宇宙运行的规律。”因为老子一再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钱宁从不和人主动谈及家世，对于了解的人，他也不回避，父亲钱其琛是新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官之一。钱宁出生才三个月，因为父母要去苏联驻外，他就被送到上海的外婆家，自幼聚少离多的成长环境，让钱宁很早就习惯独立，父母下放的孤独年月里，书籍就是最好的良药。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书，他只能翻《辞海》。

第二个困惑的答案，他放在了《论语纲要》里，这本书集中论述了孔子的“两端”方法论和“中庸”之道。钱宁认为，“两端法”体现在孔子学说中的所有重要观点里，是其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是解析问题的利器。对于“两端法”，钱宁的解释是，事物的本质不存在于事物本身，只有在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才能彰显。譬如“人性”，无论善恶，只在人与他人关系中才会具体显现出来。既然如此，那么对事物的认知也应从关系的“两端”展开。

清代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推崇龙兴观碑本，钱大昕是嘉定人，钱宁可算是嘉定钱氏的后人。他对这位先祖的学问和学术观点一直很有兴趣。而钱锺书极为推崇“王弼本”，认为其文气最畅，文理最佳，如果说后世存本均非老子原本，出错机会各家均等，那么综合比较，也是“王弼本”更好一些。钱锺书认为，钱大昕推崇龙兴观碑本的理由并不成立。

钱宁也有个文学梦。考研究生，他本来想读文艺理论，因为文学批评家那时风光无限，但父亲觉得，还是古典文学能够学到更扎实的东西，建议他报考古典文学。

重构后的《新道德经》，仍为五千言，但从81章扩充为95章，仍分道、德两编，主题彰显，条理贯通，除了注释和译文，钱宁还加上了自己的评述，使之成为人人都能读懂的现代读本。他希望自己的版本能够经受住考验，因为81章的《道德经》，并非老子本意，而其中乱简、错简和重简，更非老子《道德经》的原貌。因此，如今重构，不算“妄作”。

老子对“勇”的看法颇为特别，他认为“敢”是“勇”，“不敢”同样也是，两者都是“勇”，结果却是或利或害。上天不喜欢的是哪一种呢？他没有明确回答，只说“圣人犹难之”。但是，从老子讲的“天之道”来推断，他赞同“勇于不敢者”——活下去，最重要。有些事情，非人力可为，而上天自会完成，这就是“存身待天”的道家处世方式。

钱宁觉得，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的表述，相当清楚明白——道的存在、道的状态、道的变化、道的不可感知、道生天地万物、道对人的主宰、道与德的关系……层层递进，主题贯穿，只是这条主线散见于各章，或隐或显。于是，他以老子对道的推演过程为主线，重编全书，重组各章，每章之内，重置“错层”，使其主题相同，所论相关。在新的文本结构中，老子的表述各归其位。

钱宁认为，《道德经》具有双层表述的特点，流传至今的版本有不少“错层”现象，因此造成了阅读障碍。重编，就是以老子对道的推演过程为主线，重构全书。其难度，不亚于将一部散落千年的古简重新串联。至于串联的结果，钱宁相信，肯定有其他研究者会有不同意见，但至少，自己提供了一个“天书”的解读版本。

看到钱锺书和钱大昕横跨200年时空的争论，钱宁对《道德经》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了自己的考证。他根据1973年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以及后来出版的各类校勘成果，为这场相隔二百年的争论，做了一个评判。

如果觉得，这太遥远了，老子也有切近我们日常的生活哲学，他讲了不少民众该怎样求存自保。例如在名声、身心与财物中，老子认为身心性命最重要——知足可以不受屈辱，知止可以不涉危险，这样才能长久平安。

由于年代久远，《道德经》的版本可能有数十种之多。魏晋玄学理论奠基人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是流传最广的版本。今日河北保定易县龙兴观，有一唐代道德经幢，上面镌刻了唐玄宗注的《道德经》，是《道德经》最早的石刻版本之一。

《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经典，天道人道，治国治家，无所不包，它蕴含开启自然的密码，但因为文字极简，思想玄妙，因此也颇为晦涩，常被称为“天书”。

1996年，《留学美国》一经推出，就成为当年上海书展上的第一畅销书，之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至今依然是研究中国留学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具体要如何做，老子也有建议，例如“不入死地”，有些地方，逃出来，就是“生”，陷进去，就是“死”。“死地”有哪些呢？野兽出没的荒野，互相杀戮的战场，还有一处，老子没有明言，是君王之侧。

1995年，钱宁回国，选择去了永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当时的六大国际会计所之一。在外企工作的同时，钱宁仍然没有放弃写作。他又写了历史小说《秦相李斯》和《圣人》。2010年赵文瑄版电视剧《孔子》就是改编自钱宁的小说《圣人》，当年，这算一部标新立异之作，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孔子形象：天真，执着，一生坚守梦想，一再失败却至死不渝。也正是从写《圣人》为起点，钱宁开始了近20年对孔子的研究，由此进入了古代哲人的精神世界。

那是一个大师们尚未走远的年代。因为稿件之事，钱宁曾多次去过钱府，去见钱锺书和杨绛两位先生，当时的情景常是，一位先生伏案改稿，另一位陪客人聊天。1987年初，钱宁发表了对周振甫先生的采访，谈《管锥编》的出版，这可能是当年有关《管锥编》最早的报道之一。

钱宁说自己目前所做的事情，是想在传统注释方式之外，以“重构”文本的方式重新解读经典。“重构”本身就是阐释，也算是一种“释道”。

20年研究，钱宁懂得了孔子，另一个问题却又冒了出来：在孔子“仁”之说和“两端法”背后，还有没有更高更深的“道”？无疑是有的，而且孔子一生都在追寻，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读老子，令钱宁常感慨于古人的智慧，“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有人思考这么高深的问题，老子没有师承，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也难以确定他到底是谁”。能确定的是，他是得道之人，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钱宁认为，《新道德经》里的“终章”(原二十章)，描绘的就是老子自己的形象。

重构《道德经》的想法缘起于一次阅读，那时，钱宁正在看钱锺书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书里，钱锺书提到《道德经》的版本优劣问题。

一直沉浸在孔子的世界、对《论语》反复深读让钱宁产生了两个困惑：散乱的章句背后有没有内在逻辑？孔子讲的许多道理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思维方式？第一个困惑，让他以“仁”为核心，重构原文，最终做成了一本逻辑清晰、简明易懂的《新论语》。

之后三年，《道德经》《帛书老子》《管锥编》等书成为钱宁研读的著作，读着读着，《道德经》那原本晦涩的五千言在他心里开始变得立体而清晰，那些字句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他发现全书有不少“错层”，所谓“错层”，就全书而言，是《道编》论德，《德编》论道；就每章而言，是分论两事，主题并不同一，或者，前段所论与后段引申，没有直接关联。钱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造成今本《道德经》艰涩难懂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提示我们，有些章节的前后文字，可能并非形成于一时或同出一章，而有历史性的叠加错置。”

那一代中国留学生，在追梦的路上，面临物质、精神、文化、思维模式等各方面的冲击。90年代热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大概唱出了他们的心声。记者出身的钱宁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好“选题”，他一边读书一边采访了身边的大量留学生，经过几年时间，将这些采访以及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整理成了一本书，名为《留学美国》。

他就读的密歇根大学坐落在小城安娜堡，那是8月末的傍晚，他把行李放在寄宿家庭，迎着还没落下的夕阳向校园走去。一路上，到处都是开派对的学生，商业区的小餐馆、咖啡店、酒吧、冰淇淋店里，挤满喝着啤酒吃着高杯冰淇淋的学生，他们正享受开学前最后几天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