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医生受到了保护。”他同时提出了建议，目前医疗纠纷是“举证责任倒置”，即医生需要证明在行医过程中无过错。“我们去看病，经常要先签一大堆字，这是医生为了将来举证。”一旦被起诉，医院要花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去收集证据，造成医生不敢承担风险，也就阻碍了创新和探索，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患者。

关于药品说明书的“小事”被写入最高检的报告中：针对药品说明书“字小如蚁”影响用药安全，指导江苏、上海等地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推动大字版、简化版等适老化改造。

全国政协委员欧阳泽华用“文风朴实、数据翔实”8个字来总结报告。他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老娘舅”。最高法的报告中提及：司法当好民营企业“老娘舅”，重在真厚爱真严管！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说，最高法的报告将“能动司法”作为主线贯穿其中，每一个大标题都有“能动司法”或“能动履职”的主题词，体现为“抓前端、治未病”“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监督就是支持，支持就是监督”等，全面体现了司法为民。

去年12月，最高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涉案未成年人控辍保学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其中提到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未成年人处于事实辍学状态的，应立即向同级教育行政部门通报相关情况。教育行政部门应及时责成相关学校与涉案失学辍学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沟通，了解未成年人失学辍学原因，劝其早日返学复学，并将相关情况及时反馈同级检察机关。

曾是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唐冬生，为保护医生的内容点赞。最高检报告提到：依法惩治故意伤医扰医犯罪，起诉226人，同比下降51.6%。

郑军访谈了各级检察机关和教育部门后了解到，《意见》出台3个月后，机制运转还有待完善。他建议，全社会需要给予“问题少年”更多关注，“要了解他的信息，比如他现在什么状态、读几年级、成绩好不好、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是不是留守儿童、他周围有什么社会影响……把这些进行信息化的数据分析，诊断‘家庭病情’，如果家庭很健康，要分析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可能需要心理医生和相关部门的介入。”

郑军牢牢盯住了这3.1万人，他关注他们的未来发展。“他们后续怎么管理，许多人不想读书了，他们心理可能有阴影，家庭也管不好他们，该怎么办？”郑军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银河贵宾厅在线登录全国政协委员王新强从一张说明书开始，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我有一次想看药品的副作用，说明书字小，看着费劲，家里又没有放大镜，真是看烦了！”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姚卫海接过了话茬儿。“我们抢救病人有时会迟疑，出了问题怎么办？思想不果断。”怕患者和家属事后来闹，让医生束手束脚。

“老娘舅做得越好的地方，营商环境一定越好。”欧阳泽华说。他提到一些涉企案件进入法院程序后，“拖得太长”。民企往往“耗不起”，“久拖必死”。司法当好“老娘舅”，因“企”制宜，及时调解纠纷，也许就能挽救企业。“挽救了企业就是稳住了就业”。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郑军的建议则跟最高检报告中的一个数字有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情节较轻的，依法附条件不起诉3.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