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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国际商事仲裁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选择、开启、修改、推动整个仲裁程序。本案协议虽约定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但在仲裁程序中，仲裁机构任命独任仲裁员的变更系经双方共同签署书面函件予以确认，不属于《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仲裁庭组成与当事人协议不符的不予执行事由。本案表明人民法院在办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依法对仲裁程序自治、诚信仲裁原则予以充分尊重，并给予积极保障。

利澳平台注册开户仲裁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纠纷解决制度，也是国际通行的解决经贸投资争议的重要途径。2019年以来，人民法院共受理涉港仲裁司法审查案件1000余件。截至2024年4月，仅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已向内地法院提出保全协助申请119份，涉及标的金额超过300亿元人民币，内地法院从受理协助香港仲裁的保全申请到保全措施执行完毕的平均期限为28.3天。本次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既包括申请确认涉港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协助香港仲裁的保全案件，也包括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生动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支持香港仲裁、推进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的司法立场。

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与香港某公司于2013年1月25日签订《管理合同》，约定该合同根据内地法律解释，在仲裁条款中则约定产生纠纷“由国际商会依照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有效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或其类似的后续规则)通过仲裁加以解决。指定机构为国际商会。仲裁地点为香港”。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认为上述条款中的“国际商会”不具备仲裁职能，亦不存在“国际商会”这一仲裁机构，故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

W公司与宁德某工贸公司于2008年10月20日签订《供应协议》，该协议第16条约定“因履行协议产生的任何纠纷均应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履行过程中，该两公司又与某炭业公司三方签订《修订协议》，该《修订协议》由三方确认：在《修订协议》中新增的条款应作为新条款添加到《供应协议》中；发生变更的条款应以《修订协议》为准；除第6、7、10至13条外，其余未修订条款按《供应协议》规定予以解决。后因宁德某工贸公司与某炭业公司均违反《修订协议》，W公司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6年3月23日至12月28日分别作出多份仲裁裁决。W公司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案涉裁决，某炭业公司辩称《修订协议》并未约定仲裁条款，故某炭业公司与W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根据《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案涉仲裁裁决应不予认可和执行。

一是以便捷高效的保全协助保障香港仲裁的顺利进行。仲裁保全对于保障仲裁程序顺利进行以及仲裁裁决的最终执行具有重要作用。案例1中，内地法院优化协助保全机制，为香港仲裁程序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保全协助，并使得仲裁申请人其后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案件得到快速处理以及顺利执行，为两地司法互助提供了有益示范。

三是便利香港仲裁裁决跨境执行。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及《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以下简称《补充安排》)公正高效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有力促进香港建设亚太地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案例2尊重当事人合意将仲裁庭变更为独任仲裁员的约定，保障仲裁意思自治。案例6准确认定仲裁裁决籍属，并尊重仲裁庭依据仲裁规则颁发仲裁程序令及针对当事人违反仲裁程序令的行为作出的相关决定。上述两案的处理彰显了依法支持和保障香港仲裁程序、便利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依法得到执行的鲜明司法态度。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与香港某公司签订的《管理合同》中仅约定了合同适用的法律，不能作为确认合同中仲裁条款效力适用的法律，应适用约定仲裁地的法律即香港法律判断仲裁条款效力。根据香港《仲裁条例》规定，仲裁条款效力取决于当事人将争议交付仲裁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与香港某公司签订的仲裁条款具备当事人将争议交付仲裁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仲裁条款，遂裁定驳回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要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申请。

柳某与龙某签订三份《借款协议》，就出借款项、期限、利息等进行约定，并约定“协议项下一切争议与纠纷若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应当提交香港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香港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现行程序规则予以仲裁。”因龙某未按期还本付息，柳某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以下简称贸仲香港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贸仲香港仲裁中心作出裁决后，柳某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龙某主张案涉裁决不应被认可和执行，主要理由为：仲裁条款约定的“香港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不能指向唯一的仲裁机构，故该仲裁条款无效；龙某还提交了其委托香港大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该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应当按香港《仲裁条例》第10条及609C章规定，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送达文件、委任仲裁员、仲裁员人数作出具体指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某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查明香港法律，由香港大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香港法院判例表明仲裁协议瑕疵并非罕见，法庭应考虑并实现合约方的真实意向，指示合约方在最合适、最能反映双方意愿的仲裁庭进行仲裁。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仲裁庭组成虽然改变了《贷款协议》中有关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原始约定，但对由独任仲裁员进行裁决的该项改变系经双方同意后达成的一致意见，且某制盐公司亦没有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相关规定在仲裁过程中对独任仲裁员的任命提出异议。案涉仲裁裁决有关独任仲裁员的任命不构成违反《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遂裁定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苏州中院受理G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后，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工作邮箱发送电子邮件，及时核实材料和案件的真实性。经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回邮确认，苏州中院于2022年6月13日即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并于2022年6月16日依据该裁定查封了被申请人V公司和苏某持有的某公司股权。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重申了对仲裁程序自治属性的尊重。仲裁规则一经当事人选择适用，则成为仲裁机构、仲裁庭、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应予遵守的程序规范，也是认可和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判断仲裁庭组成以及仲裁程序是否合法的主要依据。当事人违反仲裁程序令时，仲裁庭有权在仲裁规则的框架内作出判断，决定如何处理。本案还对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香港作出的裁决属于香港裁决、裁决不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进行了逐一阐述，最后依据《安排》裁定认可和执行案涉裁决，有效保障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的执行，对于香港提升亚太地区国际仲裁枢纽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2017年4月10日，注册在开曼群岛的G公司和V公司签订了《贷款协议》，并约定“任何一方均有权将相关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后双方因履约发生纠纷，G公司于2022年5月18日以V公司和美籍居民苏某为被申请人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又于6月9日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提交了保全申请书、仲裁协议等相关材料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出具的函件(扫描件)，并提供了财产保全担保。G公司陈述，因疫情原因，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无法快速通过邮寄方式转递相关材料。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裁决在香港作出，应适用香港法律审查该仲裁条款的效力。案涉仲裁条款虽对仲裁机构的名称书写不准确，但当事人仲裁意愿清晰，依据香港法律该仲裁条款是有效的。该院通过分析两份香港法律意见书的分歧，最终采纳某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即法院应选择最符合当事人从合同语言表达出的意图、更合理且更有效的解释。该院认为，从案涉仲裁条款的约定来看，虽然仲裁条款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当事人明显倾向于机构仲裁，且香港现有八家仲裁机构中仅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使用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专有名称，与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最为接近，故认定当事人选择贸仲香港仲裁中心作为仲裁机构，遂裁定予以认可和执行。

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即瑕疵仲裁协议是否影响仲裁协议效力以及其后的仲裁程序，是仲裁司法审查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交香港大律师法律意见书，主张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导致其后程序应当按照临时仲裁进行。法院在委托法律查明机构查明香港法律的基础上，根据“香港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所包含的主要特征“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认定贸仲香港仲裁中心系当事人合意选择的仲裁机构，符合香港法院关于仲裁条款的解释规则，有效促进并实现了当事人进行机构仲裁的意愿。本案充分表明人民法院准确适用香港法律，保障当事人仲裁程序权利，并积极支持香港仲裁法治环境多元化发展的司法立场。

本案是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协助仲裁保全的一宗范例。该案的审查时值疫情期间，苏州中院充分考虑到仲裁财产保全需求的紧迫性以及疫情期间从香港向内地转递材料的客观不便，灵活采用邮件方式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核实确认材料的真实性，于一周时间内完成审查、裁定和采取保全措施等各项流程，其便捷高效的工作方法获得了仲裁机构和当事人的高度评价。其后，处理实体争议的仲裁裁决亦得到苏州中院的认可和执行，充分体现协助保全有效促进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顺利执行的功能。

本案核心问题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依据《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该项仲裁协议依约定的准据法无效；或者未指明以何种法律为准时，依仲裁裁决地的法律是无效的”规定，本案首先准确认定仲裁协议准据法为香港法，其次查明和适用香港《仲裁条例》第19条第1款、第2款关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规定，最后结合具体案情就案涉仲裁协议是否符合“书面形式”构成要件进行了详细分析。本案中，W公司与某炭业公司虽未签署仲裁条款，但其签署的《修订协议》明确未修订条款按《供应协议》规定解决，W公司与某炭业公司通过援引包含了仲裁条款的《供应协议》，使该仲裁条款成为《修订协议》的一部分，符合香港《仲裁条例》中“书面形式”的要件，故该仲裁条款有效。本案为人民法院如何在认可和执行阶段依据香港法律审查仲裁条款的效力要件提供了指引。

本案准确把握了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判断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本案当事人仅约定了合同适用法律即合同准据法，但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故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适用仲裁地法律即香港法律判断仲裁协议效力。根据香港《仲裁条例》，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同意将他们之间一项确定的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法律关系中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一切争议或某些争议交付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可以采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形式或单独的协议形式。可见，香港法律并不以仲裁机构的明确唯一性作为仲裁协议效力判断的必备要件。本案中当事人具有明确将纠纷提交仲裁的书面意思表示，符合香港法律关于仲裁条款生效的要件，应认定案涉仲裁条款有效。人民法院准确适用香港法律确定仲裁协议的效力，鼓励当事人选择香港仲裁，为推动两地建立融合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实践依据。

2007年12月11日，某金融公司与某制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任何争议均应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通过仲裁最终解决。仲裁地点为香港，仲裁机构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庭由3名仲裁员组成。”因某制盐公司未按约定清偿借款，某金融公司遂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仲裁裁决，某金融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向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裁决。某制盐公司提出《贷款合同》约定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指定独任仲裁员，与约定不符，违反《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仲裁庭的组成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的规定，故仲裁裁决不应予以执行。经查，案涉裁决书载明双方当事人写信请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任命仲裁员，保某先生被任命为案涉争议的独任仲裁员后，双方又通过一封共同签署的信函对此任命进行确认。

德国SE公司、德国SA公司、珠海某公司与J公司自2013年起存在业务往来。J公司与德国SE公司以电子邮件交换并确定订单后，J公司分别与德国SA公司、珠海某公司签署了两份采购协议，均约定发生纠纷提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适用《ICC仲裁规则》仲裁，仲裁地为香港。德国SE公司、德国SA公司、珠海某公司以J公司违约为由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终局裁决：J公司向珠海某公司支付货款4962980欧元及利润损失、损害赔偿、滞纳金、利息等。德国SE公司等于2021年1月4日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裁决。J公司主张案涉仲裁裁决不应被认可和执行，主要理由为：珠海某公司提出《程序时间表》晚于仲裁庭《第1号仲裁程序令》规定的时间，而该程序令是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合意；首席仲裁员选任违反《ICC仲裁规则》第12条第5款规定，故构成仲裁程序与当事人协议不符的情形；案涉标的物电磁辐射超标，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执行该裁决将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等。

2023年11月21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案涉争议作出仲裁裁决。其后，G公司又向苏州中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苏州中院审查认为案涉仲裁裁决符合《安排》《补充安排》规定的应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遂裁定认可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应认定为香港仲裁裁决。关于仲裁庭组成及仲裁程序是否与当事人协议不符的问题，由于J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当事人对第三名仲裁员的任命约定了另一种程序，依据《ICC仲裁规则》第12条第5款和第13条第2项规定，担任首席仲裁员的第三名仲裁员由仲裁院任命，秘书长可以确认当事人提名的或根据他们之间协议提名的人选担任首席仲裁员。本案首席仲裁员经联席仲裁员联合提名，由仲裁院秘书长确认，该任命程序不违反《ICC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ICC仲裁规则》第22条第2项规定：“为确保有效管理案件，仲裁庭经洽商当事人后，可采取其认为适当的程序措施，但该等措施不应违反当事人的任何约定。”对于当事人未能按照仲裁庭制定的程序计划提交文件的，仲裁庭可以决定是否接受。仲裁庭接受珠海某公司迟交的程序时间表未违反《ICC仲裁规则》和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另，案涉争议系平等民事主体间的合同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社会公共安全，案涉产品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检验标准等，亦非认定裁决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依据。综上，案涉裁决不存在《安排》第七条规定的情形，裁定予以认可和执行。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修订协议》明确援引了《供应协议》，且约定《修订协议》对《供应协议》作出的变更内容系《供应协议》的一部分，表明某炭业公司具有按照《供应协议》中仲裁条款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根据香港《仲裁条例》第19条第1款规定，“在合同中提及载有仲裁条款的任何文件的，只要此种提及可使该仲裁条款成为该合同的一部分，即构成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第19条第2款规定，“在不影响第(1)款原则下，仲裁协议如符合以下规定，即属以书面订立：(a)该协议是载于文件之内的，不论该文件是否由该协议的各方签署”。可见，香港《仲裁条例》允许通过援引包含仲裁条款的其他文件作为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而不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被援引的文件上签字，故某炭业公司与W公司之间就争议事项达成了有效仲裁协议。据此，该院裁定认可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