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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水利枢纽地处扬州市境内京杭大运河、新通扬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交汇处，南濒长江、北连淮河，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南水从这里出发，利用大运河及与其平行河道输送，依靠沿途泵站攀越13个“台阶”，一路北上，滋润着数十座大中城市。截至今年5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调水72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超1.76亿人受益。

晚清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运河沿岸迅速崛起。常州因“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运河沿岸最先出现的是纺织业。清咸丰年间，常州出现第一家染坊，光绪年间开设第一家织布厂。此后，手工、印刷、交运、粮食加工等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写了宋朝海外贸易品类之繁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示的一个青花花卉纹盘，釉料来自西亚地区，产品主要销往海外。

戚机厂始建于1898年，是常州第一个近代大型工厂。改革开放后，戚机厂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东风11、东风11G机车在中国铁路前五次大提速中担当动力先锋。新时代，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向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出口，成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排头兵。该公司56台机车漂洋过海到了蒙内铁路，开启了东非标准轨距铁路运营的新时代。

beoplay ex怎么配对作为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中国大运河绵延3200公里，流淌2500多年，实现南北共济、内外联通，向世界讲述“何以中国”。

中国漕运博物馆一个堆满碎瓷片的展柜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这些瓷器于元明时期烧制，发掘于淮安河下古镇。“来自浙江龙泉窑的瓷器，通过运河来到淮安进行检验，不合格的被打碎。”中国漕运博物馆策展人张驰说，这处遗址的发现，见证了元明时期淮安的繁盛，“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运发达程度可想而知”。

“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有名的运河经济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曾介绍，为补贴漕船运丁，明成化年间规定，一条船拿出10石空间，供运丁运载土特产沿途售卖，官方不征税。由南到北主要运送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等，由北到南主要运送棉花和干鲜果品。

宿迁港是京杭大运河流域水陆联运和江海河中转的枢纽港，是京杭大运河中上游最直接、最快捷的出海口。目前，中心港区开通了8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每周航次超50个。一季度，宿迁港完成货物吞吐量逾587万吨，同比增长25.5%。

南旺分水枢纽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又一大成就。位于会通河段的山东省汶上县南旺镇素有运河“水脊”之称，是京杭大运河纵剖面至高点。因水源问题，漕船通航受限。明朝时期引汶水入会通河，疏浚周边湖泊作水柜，修建多个闸坝，通过各湖区的闸门与运河连接实现蓄泄功能，保证了漕运畅通。

济宁港位于京杭大运河常年通航的最北端，是国家规划的京杭大运河六大重点建设港口之一。目前，济宁港已开通集装箱航线21条，覆盖全国20个省份150多个城市，国际物流拓展至10余个国家。一季度，济宁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245万吨，同比增长46.7%。

淮安，位于黄河、淮河、大运河交汇之处，同时处在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从明初的“民间尤朴实，布衣蔬食，席不过五簋”，到明中叶的“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大运河成就了“漕都”淮安。

安作璋在《中国运河文化史》一书中指出，宋朝运河以东京（今开封）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把陆路与海路连接起来，极大促进了中外贸易。元朝常派使臣到海外采办货物，使臣沿通惠河、江淮运河、江南运河南下，抵达下海的各港口，足迹遍及海外诸国，远达非洲。

邵伯船闸位于京杭大运河扬州段，其历史可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2012年，熊蓓进入邵伯船闸，负责船舶调度。那时她需手动排列进入闸室的船舶数量和顺序，船员要下船上岸登记、缴费。智能化系统投用后，船员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通行手续，而系统几秒就能够给出船舶排序。今年上半年，邵伯船闸日均船舶通过量达77万吨，与2012年相比翻了番。

有“苏南第一闸”之称的谏壁船闸位于镇江市东郊，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两条“黄金水道”的十字交汇口，常年有苏、鲁、皖、沪、浙等多个省市的船舶通过。随着运行压力不断增加，谏壁船闸扩容工程被提上日程。完工后，谏壁一线闸将成为世界最大内河单梯级船闸，2000吨级船舶在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可实现“无缝衔接”。

3月20500度，4月40100度，5月8236900度，6月8879600度。这是一份来自江都水利枢纽第四抽水站的用电单。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主任钱邦永介绍，今年淮北偏旱缺水，江都水利枢纽从5月7日起投入抗旱运行，“4座泵站33台机组开了46天。3天就能向北输送1亿立方米江水。”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北京市通州区是京杭大运河北起点。船只从余杭（今杭州）北上，看见燃灯塔便知到了通州。京杭大运河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裁弯取直而成。提出这一构想的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他延续了隋唐大运河的生命，还打通了京杭大运河“最后一公里”。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唐代诗人皮日休肯定了大运河对后世的积极影响。在当代，借助京杭大运河，南方的水被调去北方，缓解用水之困。

“大运河的水源工程集中了几乎所有的水利工程类型，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规划的最高水平。”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如此介绍大运河水源工程。2500多年来，我国水利工程技术不断突破。

“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明代官员李东阳在《重修吕梁洪记》中记载了大运河上商船往来的繁忙景象。

由于没有合适水源，元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无法直通京城。从南方运来的货物只能在通州上岸，再转陆路。郭守敬决定引泉济运。难点在于，从白浮泉到翁山泊（昆明湖）仅有两米高差，却相距数十公里。他以白浮泉等泉水为源，沿途凿河进京，中间以翁山泊等湖泊调蓄，形成具有完善水量调蓄与调节功能的水源工程。此段运河凿通后，漕船可直抵积水潭。史载元世祖忽必烈见积水潭上“舳舻蔽水”，一片繁忙景象，欣然赐名通惠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