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彩线路测速

夫妻俩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而吵架，重组家庭的复杂也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后来，第二任丈夫请人算命，听算命先生说他这辈子要娶三个妻子，于阿姨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便开始对他们的婚姻失去了信心。

此前，我有过驻村经历，跟当地村民比较熟。村子有一个“自乐班”，就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文娱班子，我通过“自乐班”的成员，宣传自己正在做这个活动。很快，一些人开始报名参加。

巡演结束后，几位阿姨抓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你是在做好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家暴不是一个好事儿。”事后，还有阿姨单独跟我聊遭受家暴的经历。

我后来反思，父母那种不可控的极端情绪，是因为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觉得不安全，觉得失败，所以希望我能按照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生那样成长。

于阿姨不敢离婚，她说，那个时候农村苦，家里孩子又多，她担心再次离婚的话，自己一个人养不活两个小孩，而且她那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

于阿姨告诉我，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离婚时还很年轻，当时生了两个女儿。离婚后，她和第一任丈夫各抚养一个女儿。那个年代的农村，女人离异后带着孩子回娘家会遭受排挤。于阿姨后来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对方当时给予了她精神方面的支持。

但我没有放弃，我这人比较倔强、好强，就想证明给我妈看。当年联考成绩下来时，我是学校第一名，后来高考是浙江省美术生统考400多名。

我挑选了7条家暴相关的新闻，都是丈夫以各种形式家暴妻子，并利用花馍的形式还原它，即在花馍上捏七个家暴的场景。此外，我又找了村里的七位叔叔和七位阿姨扮演“七对夫妇”，给他们化了“社火”的妆容，社火是陕西、甘肃一种游神的形式。

杏彩线路测速去年夏天，杨桃在陕西省关中农村举办了一场反家暴的社火巡展，她邀请了村民扮演七对丈夫和妻子，将新闻中家暴的场景还原出来。今年六月，她把相关视频发布到网上后，引起了网络热议。

1995年，于阿姨跟第二任丈夫结婚了。一开始，两人相处还好，于阿姨尽心尽力经营家庭，把丈夫的两个儿子视如己出。但很快，她发现第二任丈夫脾气暴躁，控制欲强。

于阿姨要开灯看报纸，丈夫不允许，“啪”的一声把灯关了。于阿姨不愿妥协，又把灯打开，很快又被丈夫关掉，这样来回几次后，丈夫直接动手打了她一顿。

我记得其中有一位阿姨说，她婆婆曾跟她说，你生了一个女儿，你女儿丢在关中环线上（注：村边的一条马路）都没人捡。我当时听着心里蛮难受的。

我小时候比较淘气，那时学画画，不时因偷懒画不完。我记得，有一次画画课结束后，我妈用电瓶车载着我回家，她当时心情也不好，听老师说我没有画完后，很生气，骂了一路，骂着骂着突然直接把我从后座推了下去。幸好当时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因爷爷重男轻女，我妈一直对我要求特别高，她望女成凤，希望我能为家里争口气，甚至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了我的身上。

“七对夫妇”扮演社火，站在七辆三轮车后面表演家暴场景，每一对“夫妇”还原一个新闻场景，比如丈夫拿刀砍妻子、丈夫拿棍子打妻子、丈夫掐妻子脖子等。

某一天，我跟一位朋友聊天，谈到网上的一则家暴新闻，对方突然说一些农村对此习以为常，陕西农村流传一句俗语，叫“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我听后特别震惊。

前期，我去关中的村庄调研时，问村里的几个阿姨，“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具体是什么意思。她们告诉我说：“它的意思是女人就像面一样，打着打着，媳妇就听话了，面揉着揉着，就揉好了。”

一直到这个项目的视频发布后，我才联系到于阿姨的女儿，对方说她一直想记录妈妈的故事，看到我的视频和文字后，很高兴妈妈有这样一个渠道去诉说自己的抗争，她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视频，并对家暴说“不”。

我爸话很少，也不怎么管我。我初中考高中时，成绩比较差。我爸觉得，考不上高中，我去读个职高也蛮好的，但我妈坚持要送我去补习班，她一定要我上大学。

家暴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事情，这也是我决定做反家暴展的原因。今年夏天，我把视频发布到网上后，我个人的社交平台，包括网络上的一些跟帖，出现了一个留言互动角，很多人在那里诉说被隐藏起来的伤痛，让它成为了一个情绪宣泄的窗口。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正好来大姨妈了，起不来，一直躺着，感觉血从我身体里流了出来，就是动不了。我当时有些抑郁，清晰地听见我爸妈跟我讲话，也很想回应他们，但我就是张不了嘴，像是失去了语言功能。

我妈脾气暴躁，而且控制欲强。我印象很深，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考得不太好，当时正在补习班做作业，我妈突然冲进教室扇了我一巴掌。

第一天，我邀请了几位阿姨揉花馍、组装花馍；第二天早上，开始做社火的化妆。我提前租好了衣服，邀请了两个专门给剧团化妆的老师，她们给阿姨们化了“家暴妆”，即脸上带一点淤青、血痕的那种妆容。当天下午五点半，我们开始围着几个村子巡演，一直到天黑。

对村里的人来说，家暴已是司空见惯。我决定到关中某农村利用花馍进行一场反家暴艺术巡展。陕西以面食为主，其中花馍被称为母亲的艺术，而母亲都是和蔼可亲的形象，但“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是一个暴力场景，这种反差非常有冲突性。

反家暴巡演过程中，村里很多人跑出来看。当时正好是吃饭的点，我记得，一位大爷端着一碗面，急匆匆地跑出来看。到第二个村的村委会门口时，有很多老人小孩，加起来有五六十人围观。当时，一辆三轮车没油了，一辆三轮车爆胎了，场面有点混乱。

一直到2011年，四个小孩都长大了，于阿姨卸下责任，下定决心跟第二任丈夫离了婚，之后一个人去了西安打工。但不久，对方又托人叫她回去，还说她一个人在外面不好过，回家生活更安稳，于阿姨心一软就回去了。

整个讲述过程，于阿姨说话的声音很小，眼神回避，都不怎么敢抬头看我。聊到后面时，她声音哽塞，眼睛湿润。所以，我也没敢深入问具体细节，害怕伤害到她。

一直到7年后，53岁的于阿姨才再次离开第二任丈夫。我清楚地记得，于阿姨说，她就算是死也要逃出去，那种决绝和怨恨让我很心痛。

一开始，我妈觉得我是在作，后来，她带我去了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他们不了解抑郁症，对此也并不重视。其后，我断断续续休学了半年。

上大学后，我跟我爸妈的关系变缓和了，甚至隔三差五地在线上聊天。有段时间，我妈总跟我吐槽我爸，后来我只要说我爸不好，我妈就会帮我爸说话。他们老了，性格也变温和了。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人，之前在西安某大学读实验艺术专业，今年夏天毕业。我们学校的实验艺术专业有一个社会介入的方向，大概意思是以艺术家的身份介入社会现场，用艺术的方式去讲述社会现象。

上高中时，我开始变得有些“叛逆”，不想去学校学画画，主要是不喜欢教画画的老师，觉得他教得不好。但我妈坚持让我去学校学。一开始，我爸妈对我进行言语暴力，后来发展到肢体暴力，发现这些都没有用后，我妈直接跪在地上求我去学校。但我坚持说“不去”。

于阿姨记得，离婚不久，前夫突然不愿抚养小女儿了。他对于阿姨说，小女儿跟村里一小孩打架，把对方打伤了，他管不了，希望她能把小女儿也接走。当时还是于阿姨男友的第二任丈夫知道后，立即跟她说，“你把娃接来，我们一起来养。”

有两位阿姨明确表示，自己遭受过家暴，但没有想过离开丈夫，一方面是丈夫不让她们离开，另一方面，她们也担心离婚后儿子找不到媳妇。

我们队伍包括12个敲锣鼓的村民、7个做花馍的阿姨、21个社火表演的叔叔阿姨，加上当时给我们提供场地以及开三轮车的村民，整个队伍大概有六七十人。

去年，我去村里做前期调研时，阿姨们对我这个外来者比较警惕。一直到去年七月，项目正式执行的当天，花馍老师带着7位阿姨一起捏花馍，老师是临潼人，先自己讲述了她一个朋友被丈夫用砖头磕破了头，之后被送进医院住了两个月的事，才慢慢打开了阿姨们的心扉。

我的父母，包括我舅舅他们的婚姻，或多或少伴随着家暴。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你无能为力，但这样的婚姻肯定会影响到小孩。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

上大学后，我远离了家乡，爸妈对我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我爸话里话外都有一种孩子翅膀硬了、管不住的感觉。其实有段时间，我非常怨恨我妈，是那种印在身体里、没有办法忘却的恨。直到后来，我开始慢慢理解她：我爸不爱沟通，爷爷重男轻女，我妈跟我爷爷关系不太好，加上她身边没有什么朋友，会觉得孤独无助。我爸是那种典型的理工男，喜欢修车，每天都钻在车里面。

最开始的几个月，我主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包括跟村里的阿姨们沟通，请花馍老师教阿姨们做花馍等。一直到去年七月中旬，才正式执行项目，花了一共两天时间。

因为切身的经历，杨桃很早就开始关注家暴。她是西安一所高校实验艺术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读大三时，偶尔听说陕西农村的俗语：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意思是，面团越揉越光滑，媳妇越打越温顺。她吃惊于人们对俗语中潜藏的暴力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