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大旗，点亮民主之光，不断推进中国式民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人民当家作主从梦想变为现实。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经历了在军事、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不断创新。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今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今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李鼎铭先生”参政议政，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陕甘宁边区从1941年到1944年，先后经过三次精简，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五项目标，对渡过难关、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也被载入了历史史册。

博钻彩票登录注册新一季“思客讲堂·党校公开课”《理响中国｜以“理”服人：读懂中国75年发展密码》，带你读懂可爱的中国。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如果只将竞争性选举作为评价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重要特征，本身就不是一种民主的行为。中国式民主为何行得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教授宋雄伟对此进行解读。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我们坚持中国的民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设计和发展。在中国曾经的民主道路上，议会共和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西方民主制度模式都没能够在中国扎下根来。在民国初年，中国照搬西方议会政党制度，自1912年唐绍仪组建第一届内阁开始，到1928年止，16年间十易国家元首，组阁45届，总理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长者不超过一年，最短者不到一天。总统、内阁、国会、宪法变换频繁，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

中国式民主之所以行得通，因为它始终是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式民主没有那种动不动就口若悬河、声泪俱下的漫天承诺，而是脚踏实地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是内化在人民工作和生活之中的，是解决中国人民的实际问题的。

1941年，是我国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李鼎铭先生思考再三，大胆向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同年12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

在中国，国家的一切治理活动，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议事厅，姚华全和社区居民正讨论《重庆市消防条例草案》。作为中心湾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信息采集员，每每有新的法律法规草案，姚华全都会来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中心湾社区的居民们都积极热烈地讨论着。“以前以为立法离我们有点远，没想到真的收集我们的建议。”

习近平主席的话背后蕴藏着一个深刻的道理。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如果只将竞争性选举作为评价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重要特征，本身就不是一种民主的行为。任何民主都只能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成长出来，只能从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中衍生出来，只能与本民族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式民主之所以行得通，因为它扎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1941年，李鼎铭先生以米脂县参议会议长的身份赴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次参议会上，他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余今年60，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共产党是切切实实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更深信无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国的民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全面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协同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依法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民的民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中国，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诉求，从国家大政方针，到社会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有地方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反馈。人民的意愿和呼声，经过民主决策程序成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通过各个层级的紧密配合、层层落实，有机衔接，转化为实现人民意愿的具体实践。

2003年9月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倡导并带头到金华市浦江县下访接待群众，形成了“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为主要内容的“浦江经验”。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不仅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还形成了“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的中国式民主经验。

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这样说道：“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