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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急诊要求高、压力大，收入水平也并非医院最好的，从择业角度看，自然不是医学生的首选。2023年，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十届分会主任委员吕传柱在学术文章中谈及急诊面临的问题，急诊科的工作环境脏、乱、差，是医患、护患冲突的高发区。急诊科往往成为医务人员最不愿意选择的部门之一。

“无名氏”患者往往集中在急诊科。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康从事急诊工作超过30年，他说称患者“无名氏”并非不尊重，而是医生在接手患者时，对其姓名、年龄等基本资料几乎都无从所知。

后来冯磊问下来，这名女子是外地来沪导游，二十多岁，前一天晚上陪游客喝酒喝多了，被120送到医院。女子住院一星期后出院。出院前，她特意找到冯磊说，是你救了我，谢谢。冯磊说生命只有一次，别喝那么多酒了。

甚至冯磊自己进急诊也不是第一选择。他是心血管内科专业硕士，但是，没有博士学位很难进入三甲医院心内科。因为喜欢临床工作，冯磊转而进入急诊，“当年如果我一口气把博士读下来了，我也会进心内科的。”

人才是根本。一些专家认为，应当从医学教育着手解决急诊人才短缺。目前，急诊医学教育与急危重症护理教育已被纳入医学院校的本科课程，但绝大多数院校尚未设置急诊医学与急诊护理学本科专业，部分院校仅设立了急诊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点。

分诊压力，是急诊医生日常的无奈。打个比方，急诊就像一座急危重症病人治疗的“桥梁”，当病人进入医院，经过急诊快速诊断和救治，生命体征平稳后，就要分诊到其他专科后续治疗。这样急诊也才能继续向其他患者开放。

一位先生近70岁，一周前被消防员半夜送医。冯磊回忆，当时老先生意识不清，身体抽搐，体温高达41℃。他很快诊断为热射病，采用冰毯、冰帽等措施快速为他降温，稳定生命体征。

“这个说起来一言难尽，沟通起来会有挑战，也包括要考虑医疗资源、病房资源等因素。”陈康说，现在多数医院倡导多学科会诊，先明辨威胁患者生命的首要疾病，然后向相关科室分诊，但处理起来还是需要经验和技巧。

一方面，急诊医生每天保持急难险重的工作节奏，临床问题综合了内科、外科、重症医学、中毒、灾难医学等，急诊医生几乎什么都要会一些。

有时，他们在抢救室门口就能收到患者家属含着热泪的致谢，感受医师至高无上的荣耀。与此同时，他们每天一睁眼要面对的，是忙乱的工作环境、医患冲突的高发区，以及相对逼仄的晋升途径。

冯磊至今记得自己的第一个病人。那天早晨7点，和夜班医生交接班后，他进入抢救室。这时候门口有几个病人，其中一个醉酒女子看上去没有声响。冯磊过去看，发现女子脸色发青，身上很多呕吐物。他立刻着急了，女子旁边没陪同家属，冯磊俯身细看，女子的自主呼吸已经没了，呕吐物堵塞气道。

海德体育官网真实的从医之路是怎样的？2024年8月19日第七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我是医生”系列报道。我们关注急诊、产科和儿科医生，他们所在的科室，往往不是学医人的首选，工作中也要面对更多“累、难、险”，但是，他们一直都在。

为什么分诊难？因为很多重病人合并多种疾病。比如一个车祸病人送入急诊，全身多处骨折，多处脏器损伤，病人稳定后，到底是让病人到脑外科还是到普外科，到骨科还是心内科？一些情况下，相关科室不愿接收，导致病人在急诊积压。

于学忠曾谈到急诊科面临着人才缺失的问题，“这是由于一方面急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制尚不完善，急诊医师规培面临着‘谁来培训，培训什么，怎么培训’的问题。另一方面，急诊的高强度工作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也导致了急诊人才的流失。”

在华东医院急诊科，冯磊管理教学基地相关工作，“招人是有困难的，愿意做急诊的人非常少。”他说，科室优先招收硕博士医学生，但这几年招硕士生也难。医学院校毕业的尖子生，很少主动进急诊。

“当初我干急诊，前辈这么跟我说，急诊今天看得到明天，今天你做的事跟你退休前最后一天做的事差不多。”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冯磊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热爱临床工作而选择了急诊，已在一线工作14年。

现在，急诊科早已成为现代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陈康说，全国大部分医院现已建立功能齐全的急诊科，不仅有独立的抢救室、重症监护室、留观室等，每个急诊医生也有擅长的优势病种，如脓毒症、脑卒中、心梗等等。

“当时是我第一次（抢救室）上班，这个人呼吸就停掉了，我立刻一身汗就下来了。”冯磊赶紧把病人送进抢救室，第一次在抢救室完成气管插管，把女子呕吐物全部吸出去，和同事一起上大呼吸机。不一会，他看到监护仪上，病人的呼吸出来了，接着心跳出来了，意识也慢慢恢复。

冯磊的手是抖的，满头大汗。交接班时医生很忙，有时积压的患者多。如果他没有及时发现这名女子的病情进展，情况就不一样了。从第一天在抢救室上班起，冯磊就告诉自己，急诊科医生必须更有警惕性，“你的工作常常在别人生死的边缘”。

有时，他必须全力抢救明知很难抢救过来的患者。他一边救治的同时，会让家属在抢救室窗口看一会。哪怕只一两分钟，家属能看到多少医护人员在努力，做什么治疗，上呼吸机、持续的胸外按压、推肾上腺素……只有这样，哪怕最后抢救失败，家属也能心安些。

“什么病都治，什么人都收”是急诊科一大特点。一名上海三级医院急诊科主任说，他手机常年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急诊的压力不仅来自患者，还有社会问题，乃至院内分诊，“说起来一言难尽”。

冯磊说，进了医院不是进了保险箱，病情还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变化。他能理解患者家属有情绪，每个急诊医生都得学会在“风口浪尖”上班。

急诊医生离职率很高。2019年，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于学忠作为通讯作者，在《中国急救医学》杂志发表《北京市三级综合医院急诊科医疗资源现况研究》，该研究对北京市所有非军队三级综合医院急诊科进行问卷和电话调查，结论是急诊科发展极不平衡，急诊科医生三年内的离职率高达62.7%。于学忠曾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样的病人不止一个。华东医院急诊科病房里还有一名80岁的老太太，孤老，唯一的亲戚在南京，发病后被居委会送来，抢救时是居委领导签的字。所幸老太太的病情也稳定下来。

8月15日上午10点多，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急诊科一片忙碌。一楼大厅和二、三楼病房收治了大量病人，一些临时留观病人躺在走廊的病床上。这家三甲医院急诊科每天有上千个挂号量，医务人员辗转腾挪，在不同诊疗区救治病人。

在冯磊看来，急诊科室领导很不容易。“我是很佩服科室领导的，既要跟外面的病人家属打交道，还要跟各种科室打交道，两方面都需要非常强的能力，不是随便谁能做下来的。”

1983年，中国第一个院内独立建制的急诊科在北京协和医院诞生。四十多年来，中国急诊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很快。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委托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组织开展了中国急诊急救大平台建设试点准备工作，标志中国急诊医学进入3.0时代。

2009年，冯磊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主修心血管内科，毕业便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急诊科。起初三年，他作为住院医师在急诊病房工作，直到2012年，他第一次在抢救室上班。

一名急诊医生的职责，是快速有效地挽救患者生命并缓解主要症状，为进一步治疗争取时间。急诊医生面对的临床问题，往往综合了内科、外科、重症医学、中毒、灾难医学等多学科内容。

每年当中，他四个月担任“大堂经理”，周末也要上班；还有四个月，他负责接120救护车，每5天一个大夜班；剩下四个月，他负责病房工作，特别是急诊重症监护室的病人。

虽然刚熬过夜，她看上去仍有精神，拉了两张圆凳，在廊道上简短地接受记者采访，然后又匆匆钻进重症监护病房。两天前一名61岁男子晚上喝了酒，骑电瓶车在军工路摔倒，昏迷过去，半小时后被交警送医。医生诊断该男子颅骨骨折、下肢多发性骨折，目前气管插管，人还没清醒。张晓庆每一两小时要测量记录一次病人的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

一些专家在学术文章中谈及，许多因素确实限制了急诊医生的职业发展。比如，与庞大的工作量相比较，急诊医生的科研相对更难，急诊患者流动性大，随访难，患者病情稳定后通常又会收至各专科病房，急诊医生很难获得完整的病历记录，比其他科室追踪临床数据更困难。缺少科研，晋升难免受影响。

旁边的妻子情绪一下崩溃，开始哭闹。冯磊派人把她先带出去，立刻给患者心肺复苏、除颤，气管插管。快速而专业地救治后，该男子转危为安。这时冯磊出去与家属交流，说明情况。

冯磊后来了解到，老先生离异，和女儿一起生活，女儿精神有问题。老先生的女儿也来到医院，但医生无法与其交流。冯磊辗转找到老先生前妻，他们住在同一社区，他从老人前妻口中掌握了部分病史。

8月14日中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急诊科，冯磊在诊室内的隔间里狼吞虎咽地吃盒饭，旁边放着喝到一半的可乐。他几分钟扒完一份盒饭，然后赶去抢救室和留观室又兜了一圈。

这个41岁的副主任医师正值“当打之年”，近期他负责医院急诊台面上各种事，各诊室医生有什么问题，抢救室、留观室出现状况，所有难处理的问题，都需要他协调解决，他称之为“大堂经理”。

急诊医生短缺已是公开的秘密。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于学忠等2019年对北京市三级综合医院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急诊科医生三年内的离职率高达62.7%。冯磊也发现，上海医学院校毕业的博士生极少进急诊，“这几年硕士生都很难招”。

在专家看来，单纯依靠统一的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或者硕士、博士的专业培养，很难解决急诊人才短缺，尤其在基层医院。吕传柱等专家提出，建立急诊专业一系列涵盖EMSS（急救服务体系）全过程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向是可行的途径之一，形成急诊“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对急诊人才建设至关重要。

在急诊“没日没夜”忙了14年，值夜班至今是冯磊工作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其他科室则没这么辛苦。冯磊开始意识到，到了一定年龄，自己身体能承受的疲劳程度和年轻时已不能比。

陈康回忆，1994年他刚工作时，所在医院还没有急诊科独立建制和功能，许多医院只是开设急诊室，没有固定急诊医生。医院从各科室抽调骨干人员，采用支援的形式，轮派到急诊室临时参与急救工作。

抢救时，医生不清楚患者既往病史，也不知道是否有禁忌症、是否患有传染病，犹如在钢丝上行走。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医院通常为此类病人开辟绿色通道，且有专门资金保障基础治疗。但此类病人无论有无好转，都可能引发纠纷。

张晓庆在三楼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危重症病人。这个年轻医生刚过而立之年，进入长海医院急诊科一年，目前是初级职称住院医师，跟随主任医师收治病人、记录病程，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开医嘱，进行临床操作。

“正常是24小时值班，但有时30个小时也下不了班，必须把手上的任务完成才能下班。”张晓庆说，所幸她年轻，忙起来也不觉得累。

当冯磊想找老先生家人了解病史时，却找不到能交流的人。消防员告诉冯磊，老先生在家昏倒后，卡在储物柜中间不能动弹，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拨打119求救。

在急诊十几年，冯磊发现一些急诊医生做到一定年资、积累一些经验后，跳槽去到私立医院和外资医院，还有人转岗去做行政工作。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这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当患者病情快速进展，家属的情绪常常难以控制。冯磊曾碰到一名60多岁的患者，由妻子陪同前来就诊，男子自述胸闷、胸痛。通常能自行就医的患者情况相对稳定，但当医生开始体格检查时，病人突然四肢抽搐、口唇紫绀，出现心源性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