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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井泉建议，以住房保障为核心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在我们一方面房地产过剩，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住房。”他指出。

委员们走访了重庆8个区、河南3个市13个区县，看了39家单位，包括职业培训学校、公租房社区、企业和政务大厅，还与地方政府、农民工代表开了好几次座谈会。

他记得走进重庆的一处安居房社区，惊叹于它的庞大。还有一次，他和一位民营企业家交流，因为所在行业不同，对方聊到企业的季节性、用工规律等，令他觉得“丰富了我的想法”。一位来自住建部门的政协委员，是房地产专家，说起全国的安居房，哪里做得好，哪里推得早，好像“心里有本账”，非常清楚。

在中国移动洛阳呼叫中心，陈力也和他的“小同事”聊了起来。他注意到，“那个年轻人虽然没落户，但生活在城市里，归属感很强”。洛阳呼叫中心的很多员工来自农村，但远程服务拥有2500多万人口的上海。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步伐，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当被问到要不要接父母来北京时，陈振笑了。他说，老家村子如今挺好，建得漂漂亮亮，啥都有，看病也方便。他邀请过，可老人不乐意来，觉得“还是家里舒服”。但他更希望留在自己奋斗着的北京，对他而言，这座城市除了“能挣点钱”以外，更具有“家”的意义。

线路检测中心是澳门十大娱乐品牌之一信誉拿着自己今年的一份提案，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给记者讲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提高到66.2%，按户籍人口计算则是47%，二者相差19个百分点。

“农民进了城以后，他待得住、生活得下去才行。”另一位参与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也参加了这一主题的调研。3月5日，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上，宁吉喆谈到了那次调研。他认为，这次调查研究得比较深入，聚焦了现实问题。

作为曾经的“政府官员”、如今的“政协委员”，毕井泉履职往往会同时考虑两个角度。政府部门在第一线，思考的是“是否具备条件做”；政协委员则更多从专业出发，思考“应该如何做”。在他看来，政协委员提建议要更有建设性、可行性，能提到“关键点”上。

2020年，自然资源部等7部门明确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依法由城镇户籍子女继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要不要保留农村的宅基地？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毕井泉的建议是：“全凭自愿！让农民工有个选择。”

他的一条具体建议是——把有稳定工作的已婚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他说，房屋总价超过普通农民工家庭年收入10倍的少数特大城市，要把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从事家政、餐饮、环卫、外卖服务等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此外，增加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比如，可以收购烂尾楼或空置的商业楼盘，改造为保障性住房。

这个发现促使他思考，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除了社会保障逐步跟上，国家还应该从产业布局层面有所考虑。有了政策的正向激励，为农业转移人口稳定性付出的成本就会低一些。

3月5日开始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包括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在毕井泉看来，这些城市的建设者老去了，很多已退不回曾经的家乡。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有些就在城市里长大，不能让他们因为“出身”的问题，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我”。

在他看来，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农业人口，年轻时来到一座城市，想融入这座城市，把家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经历着一样的故事”。他也认为，要解决好那“19%”的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人口转移的故事。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毕井泉曾发言谈过陈振这一群体遇到的问题：人口在千万以上、房价过高的特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问题突出。

在郑州一处水库施工现场，毕井泉就地和农民工聊工资、住房、子女就学、职业培训，他最关心这个群体在城市里的“安居”问题。

在重庆和河南一些地区，他了解到，当地的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本地人”，从乡村流动到市区或省会城市，离家不远。有些人主观上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享受的公共服务也与市民没有显著差别，他们的落户需求不高。

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一直在“服务”着国家的布局。有人说，1979年的蛇口工业园，是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打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根“地桩”。

2022年，上海暴发新冠疫情期间，快递员陈振曾去“支援”。当他把生活必需品一件件送到人们手里时，“特别有成就感”。上海一解封，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赶紧回家”。

陈力也建议，适当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户限制，精简落户积分项目，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个“全”，是要把那“19%”覆盖到，包括让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保障农民工拥有社会保险，以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镇常住人口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围。

他表示，当前中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无法“一蹴而就”。比如户籍转移限制、市民化公共成本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均等化进展缓慢等。

对此，毕井泉今年在提案中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限制”。他认为，300万以下人口城市放开落户的规定，要继续落实好。与此同时，300万以上人口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如果以50平方米住房来计算，城市房屋总价不高于当地农民工家庭年收入8-10倍的城市，都可以放开落户限制，允许购买房屋的农业转移人口就地落户。

陈振就在这个数字里面。他属龙，今年36岁，出生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一个村庄。2006年，他刚成年，就到北京工作，当过保安，做过房产销售，如今是一名快递员。

到2025年，还将有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陈力说，他们的市民化，不是户籍的简单迁移，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动，需要有一套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支撑这个群体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场景的转换。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光是指农民离开农村和农业生产，到城镇生活居住的过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让他们在社会身份、权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和城镇居民等同化。这句话出现在重要的官方文件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

在北京生活16年之后，陈振说，“我没感觉到我不是这里的人”。他经历了这座城市的扩大，感受过奥运会的欢腾。他适应这里的季节，熟悉大街小巷，还拥有很多朋友。去医院看病他也没觉得麻烦，因为“有社保”。

“我们有制度优势，不光靠市场因素，还可以由政府对年轻人进行引导，让他(们)在达到工作年龄之前，有目标地进行学习储备。”陈力说。“咱们给小孩选工作，除了兴趣爱好，还要考虑国家的长远布局。”

去重庆调研时，陈力和外卖员、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都座谈过，他觉得“这种职业的可替代性比较高，流动性大”，归属感比较低。而在一家模具厂，他发现，由于企业对工人的技术能力要求很高，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农村户口的工人流动性不大，很多人彼此相处多年，对企业和城市的归属感都很强。

在去年的调研中，毕井泉了解到，春节过后一些农村地区离婚率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进城务工、长时间分居的夫妻过年时才返乡重聚，容易爆发矛盾。他还非常留意关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新闻，关注他们的成长，希望推动“孩子到父母身边去生活”。

陈力也给记者讲了一道算术题：上海2500万常住人口，有户口的不到一半，另外1000多万人，来自全国各地。待久了，很多人更想留下来，没有户口，买车买房，小孩上学，确实会遇到麻烦。

陈力指出，除了与本地人共同建设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到来也拉动了城市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和休闲娱乐方面的需求，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通过新的消费与投资释放出更大的内需潜力，使城市更加繁荣。

过去一年，曾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的毕井泉，为这19%的人群做了不少“市场调研”。他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部署，带领调研组开展了“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专题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