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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卡若遗址中还出土了属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粟，黄河上游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遗址中亦均普遍发现粟的种植。由此可见，粟应是当时黄河上游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据考证，卡若遗址中的粟是从北方黄河流域传播到青藏高原的，且很有可能就是从马家窑文化传播而来的。

在西藏博物馆二楼的《雪域长歌——西藏历史与文化展》大厅中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这正是出土于卡若遗址的双体陶罐。如今，这件陶罐静默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遥远时代的文化风貌，感受到先民们的智慧与精神。

卡若遗址，作为西藏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的瑰宝，以其良好的保存状态、宏大的规模、悠久的历史以及丰富的遗物遗迹而独树一帜。遗址面积约3.8万平方米，其中核心区域1200平方米左右，出土的石器、玉器、骨器、陶器、粟米、动物骨骼等文物达3万余件。在遗址中发现的农作物粟、猪的骨骼以及用于狩猎的投掷石球，共同揭示了当时农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的生产方式。卡若遗址的发现，把西藏的历史推前到了距今四五千年以前。

以双体陶罐为代表的整个昌都卡若的制陶文化，以及卡若遗址出土的一些石器的器型、纹饰工艺等，都体现出与史前黄河上游的文化，特别是甘肃东部和青海东部一带的马家窑文化的密切联系。

1977年，西藏昌都县城东南方向大约12公里远的卡若村正扩建一座水泥厂，工人们挖地基时意外挖出了一些破碎的陶片、石片、玉石，有的形状还比较精致，但又不像是老百姓平日里用的生活器具。巧的是，有天晚上水泥厂给大家放了一部有关出土文物的电影。工人们发现，电影里的部分文物跟他们从工地上挖出来的东西很像。于是，几位好奇的工人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挖出来的东西包好。第二天一早，就搭车直奔昌都市文化局去了。这一发现很快就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自此，澜沧江边这个名叫“卡若”的小村庄瞬间出名了。

汉语、藏语、羌语等400多种东亚语言被学者认为拥有共同的祖先语言，合称为汉藏语系。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201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一文，通过语言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分析的研究方法，历时两年多重构了汉藏语系诸语言间的亲缘关系，并以此推算了汉藏语系的分化时间和起源地。

如此一件陶器作何使用？据专家考证，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史前时代，这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双体陶罐并非卡若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是供奉于神坛之上，作为祭祀和庆典之用的礼器，是蛮荒时代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卡若先民精神的依托，有着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的大量共同文化因素，说明西藏新石器文化同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二者之间为何会产生联系？是何种关系？考古学资料表明，这两种文化联系并非双向互动的结果，而是突出和单向地表现为黄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在卡若文化中大量存在。基于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推测，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源自共同的祖先文化。

一件双体陶罐绽放出绚丽的高原先民智慧之光，它承载着四千年前高原先民的生活印记，将那个时代的艺术与工艺，通过泥土与火焰的结合，永恒地定格在了这件器物之中。每一道线条，每一个纹饰，都深深刻画着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认知与崇敬。在青藏高原这片苍凉而又神秘的土地上，卡若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篇章。这里的丰富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其参与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又如，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小平底器，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与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陶器类型具有相同的特征，在纹饰和图案上也有相近之处。

ue官网首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讲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为更好地理解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本篇将从卡若遗址双体陶罐的前世今生，探源青藏高原早在史前时期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内涵，以飨读者。

在新石器时代，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影响，人们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而农作物的种植类型进一步决定了生产工具乃至生活用具的类型。粟这一黄河流域传统作物作为栽培品种出现于卡若遗址中，较大可能是源于黄河上游地区农业人群的南迁，因为卡若原始居民不但栽种粟这一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他们的石制工具传统也完全是北方类型。正如《昌都卡若》发掘报告中所指出的：“卡若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的制造工艺……与仰韶、龙山文化的传统工艺没有大的出入，尤其是切割石料和穿孔技术，与庙底沟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马家窑文化基本一致。”

陶罐表面经打磨显得十分规整，以大量刻划纹和朱、墨两色彩绘装饰，颈部饰一圈双勾带纹。双体纹饰不同，一体以双勾三角折线纹为主，线外饰彩；一体以双勾菱形纹为主，菱形纹内外施彩。无论从器型还是纹饰，这件双体陶罐都体现出与同时期出土的陶器与众不同的特点：造型优美、构思巧妙、工艺娴熟，不仅代表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而且体现出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陶器的点睛之作。

比如，卡若遗址出土的切割器、锥状石核、柱状石核等打制石器以及条形石斧、条形石锛等磨制石器的样式和制作工艺，在马家窑文化中都十分常见。

这件双体陶罐为夹细砂黄陶，口径11.3厘米，底径8.4厘米，高19厘米，罐口呈喇叭状，直颈、斜平肩，腹部为袋形双体，中裆相连，下腹壁向内曲收为假圈足，形体好像两只小兽相向而立，颈部和肩部设计了一对带孔钮，既巧妙地表现出动物的耳与尾，还方便穿绳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