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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青：粉丝经济的畸形发展，主要体现在盲目消费与过度消费、集资乱象与应援产业化、过度商业化、粉丝情感的商品化、以及粉丝在数字时代被数据化操控等方面。这种现象不仅对粉丝群体造成了经济与情感上的损害，也对娱乐产业的健康发展有一定潜在威胁。 

追根溯源，我们对粉圈的认知很矛盾：一方面要在价值层面对粉圈进行引导，同时还要发展文化产业；另一方面，失范行为源自明星，但又发现失范行为与娱乐工业体系密切相关等。中国娱乐文化的使命很多，一直处于“守成”与“突围”的尝试与拉锯之中。

晏青：背后是当代社会的泛粉圈化。泛粉圈化是指饭圈文化从原本较为固定的娱乐领域，如对影视明星、音乐偶像的追随和崇拜，逐渐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涵盖了多种文化产品、社会现象、日常生活实践，甚至包括政治领域。这一现象表明，饭圈文化不仅仅是围绕媒体内容的喜爱，它还能够影响人们对政治人物、政策或其他社会问题的情感投入和行为表现，饭圈文化中的情感和认同构建方式可以被应用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非传统粉丝领域。

晏青：我从来不认为，饭圈乱象是饭圈单方面问题。饭圈冲突可以视为社会多元化与社会群体分化的表现。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城镇化的推进，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日益明显，个体通过门槛较低的饭圈寻求认同是“便利之举”。饭圈中的群体冲突，不仅仅是偶像之争，更是不同阶层、代际、文化背景人群之间价值观差异的体现。粉丝文化中的对立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场域中的一个部分。例如，饭圈中的代际矛盾、性别权力关系、消费文化批判等议题，与更广泛的社会话题息息相关，体现了当下社会中不同群体对于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不同诉求。所以说，粉丝文化治理的关键，可能不在于简单地规范粉丝行为，而在于如何处理当下社会中的文化断层和价值分歧。

修辞模式是通过话语引导、宣传和舆论来影响粉丝群体的认知和行为。例如，新闻媒体通过揭露“饭圈互撕”、“网络暴力”等现象，否定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通过话语引导，粉丝文化中的偏激行为得以被修正，形成对不良粉丝行为的压制。

晏青：成长陪伴是偶像崇拜一个常见的心理需求。按照缺失性补偿理论，独生子女对陪伴的需求确实会更强烈，比如，在养成系偶像现象里，粉丝把偶像视为哥哥、姐姐、妹妹就是如此。

晏青：首先要明确的一点，粉圈人数众多、个体差异很大、复杂多变，流动不居，粉圈早已不能用“乌合之众”一词来描述。病理化的粉丝也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粉丝只是想通过粉圈满足自我的某种需求。固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是某些社会问题可能恰好以粉圈为暴发点。

晏青：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性和群体意识。在远古环境中，生活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效仿那些表现出成功生存和繁衍能力的个体，成为了群体适应和存续的关键策略。近年，对“塌房艺人”的关注与惩治，其实是规避榜样的负面效应。好的榜样会激励我们去追求某个目标，并向我们示范实现这个目标的战略步骤。 

完美竞技对战平台巴黎奥运会其间，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陈梦4比2战胜孙颖莎，最终获得金牌，成为继邓亚萍、张怡宁后卫冕奥运女单的第三人。但比赛过程中，部分观众发出嘘声，赛后，网络上也出现了对陈梦喝倒彩、造黄谣等行为。

2021年6月15日起，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今年9月7日，《北京日报》发文称，攻击辱骂国家运动员，4600余体育饭圈化账号被查处。

澎湃新闻：饭圈群体的偶像崇拜活动，出现了一些非理性行为，如粉丝将与自家偶像存在竞争的其他明星视为劲敌，替偶像研判局势、规划事业，警惕外界可能的危险……甚至因此参与骂战、传谣、炒作等线上线下行为，还有粉丝对偶像的“竞争对手”实施人肉搜索、曝光隐私信息等。你觉得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晏青：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为看作是粉丝对自我的确证之举。偶像崇拜本身是粉丝从偶像那里获取某些需求、理想的投射，以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诸如不同粉圈之间的对骂，实际上是否定对方群体的规范或某些观念，或否定对方的选择、喜好。在这种彼此否定对骂之中，容易引发粉丝的认知失衡。要避免认知失衡，以上你所说的这些不当行为便“招呼 ”上了，所以说，粉丝通过以上种种方式，让自我认同及群体认同的边界更清晰、认同的声音“更有力量”。

三是公共事件中的集体动员：粉丝文化中的组织性使得粉丝能够迅速动员，在公共事件中展现出集体行动。例如，鹿晗的粉丝曾发起抵制网络暴力的线上行动，呼吁文明发言，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易烊千玺的粉丝则参与非遗文化展览，宣传传统文化。

驯服模式指的是通过强制性规则、法律法规来约束和引导粉丝行为，目标是直接规范粉丝文化中的不良行为，防止过度的集体狂热或违规操作。比如，我国政府出台了针对“饭圈文化”的管理条例，禁止恶意刷榜、集资等行为，以此控制粉丝对偶像的过度支持，遏制过激行为的蔓延。这种模式强调外部强制力的介入，将粉丝群体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社会化是指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社会互动过程，分为从出生到成年期的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成年期的继续社会化（continuous socialization）两个阶段，后者指个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产生新的社会经验，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的过程。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化中介。青少年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媒介化的规则与价值观的影响。传媒文化有助于塑造青少年对于世界的普遍看法和最深层的价值观：它定义了什么是好或坏、正面或负面、道德或邪恶。也就是说，媒介有助于青少年的社交活动，并帮助他们理解自我观念和周围世界的信念。在新媒体环境下，追星行为对粉丝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影响涵盖了人际关系、角色认知和价值观等方面，改变了粉丝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方式，进一步塑造了其社会化进程。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基础设施”，“数字化生存”成为既成事实，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粉丝文化成人化的重要中介甚至环境。因此，在粉圈获取的文本经验，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游戏，其生产出的意义能够以某种方式融入粉丝的生活。

澎湃新闻：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社会对粉圈症候的焦虑，乍一看是粉丝文化与主流价值的冲突，但实际上是对粉丝文化角色的理解问题，即它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文化产业问题，是公共实践还是日常生活实践，是伦理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我看你文章里也说：粉丝文化是理解当代文化的重要视域。能展开说一说吗？

澎湃新闻：近年来，政府多次启动“饭圈乱象”整治，各大平台也都积极跟进。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一段时间过后饭圈乱象总会再次出现，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未来，粉丝文化将会呈现出更加专业化的社会参与模式。粉丝群体会通过与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的合作，进行系统化的公益活动和社会倡导。这种合作将使粉丝的社会责任行动更加有组织性和长效性，从偶像个人引导社会公益实践。韩红和粉丝做公益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通过归纳“饭圈乱象”背后的原因，晏青尝试寻找饭圈正向发展的方向，并就此发表了多篇论文，其明年即将出版的《粉丝中国：当代粉丝文化形态与治理》，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

澎湃新闻：你在论文中提出粉丝文化社会融入的新路径，能否用通俗的话向读者解释什么是“驯服模式”“修辞模式”“融入模式”？这些模式是否适用于解决当前饭圈中出现的问题？

澎湃新闻：这几年，饭圈内部、饭圈与外界的冲突越发明显。美国学者詹金斯觉得，这未必是粉丝文化的特有问题，它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中更大的分歧和断层。你对此怎么看？

饭圈是网络用语，指粉丝圈子。2014年前后，互联网盛行，成为情感、意见集市，互联网粉丝群体规模日益壮大，名人粉丝（包括偶像、网络名人、政治名人等粉丝）、媒介粉丝（体育迷、科幻迷、游戏迷、动画迷等）构成了数字平台社会中的重要内容。数字空间的粉丝文化包罗万象，粉圈变得复杂且牵扯甚广。

一方面，我们认为粉丝文化是世俗社会的一种表征。陶东风认为当代中国经历了两次世俗化运动，一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及物质生活合法化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构成了新公共性生活的基础；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世俗化，是以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以及对个体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为特征的，实际是对前一次世俗化的背叛。说是背叛，是指七八十年代的世俗化浪潮，提供个性解放，重在启蒙，九十年代以来，实际上是放弃了启蒙，娱乐至上。从特征来看，当下的粉丝文化是第二次世俗化运动的产物，追求感官享受，迷恋关系幻想的快感。

晏青回想起自己的读书时光，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也曾追过星，李小龙、刘德华等明星，当年像一道光照亮了他。晏青说，因为条件受限，他除了去看过刘德华的一次演唱会，基本就是通过电影“单方面喜欢”，“不会沉溺到无法自拔。”

晏青：我国体育圈向来比较“严肃”，承载着综合国力展现、国家形象传播等功能。不过这一两年来，大众对奥运会的热度有所下降，慢慢剥离其身上附着的宏大叙事。粉丝文化进入体育圈，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说，粉丝文化进入体育圈，意味着像奥运会等国家赛事正常化，回归到它日常化、生活化或休闲化的一面，反过来，在后现代化、宏大叙事弱化的时代，粉丝文化也是让大众持续关注体育的一种方式。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娱乐领域的饭圈化问题大多数不会出现在体育圈，这么大的粉丝规模也不太可能出现。

“体育饭圈化”现象的出现有社会背景。近年来，国内娱乐圈频频爆发的明星“翻车”事件，即明星因道德失范、法律问题或言行不当而遭遇公众批评和舆论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社会对偶像的认知与评价体系。面对这些失陷的“榜样”，粉丝陷入矛盾、纠结，甚至痛苦之中，产生了粉丝的偶像崇拜与道德期望的矛盾。明星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尤其在偶像经济和粉丝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明星不仅是娱乐产品的代言人，更成为青年文化的象征和社会规范的代表。如吴亦凡、李易峰、张哲瀚等明星事件引发的巨大反响，不仅源于他们的个人行为，更在于他们的行为直接挑战了社会对于明星作为公共人物的道德标准。明星通过媒介与资本运作而塑造的完美形象被揭穿，合法性丧失，陷入信誉危机，公众不再单纯地将明星视为可信赖的偶像，开始质疑其影响力的正当性基础。不仅如此，一些明星翻车行为还触碰了中国社会中的集体记忆与文化禁忌。

此后，中国乒协在声明中称：“饭圈”乱象已严重干扰中国乒乓球队的正常训练和比赛，对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工作、生活、家庭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人民日报》同时发文：“饭圈”别成“怪圈”，请和偶像一起健康成长。

晏青回忆，他的一个研究生是当时参加综艺节目《创造101》而爆红的杨超越的同学，对方拿出杨超越中学时的照片、八卦故事等，吸引了很多同学的围观。他能理解上述追星现象，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另一个研究生，当时也痴迷于追星，家庭条件虽然不好，却时常给偶像“打投”（注：即打榜、投票，在选秀成团真人秀节目中，粉丝通过购买与节目联名的商品，获取商品上的‌投票二维码，以此来为喜欢的选手增加票数，助力其“成团出道”）。

晏青：“体育饭圈乱象”可能不一定是饭圈本身的问题，这跟综艺的饭圈问题的背后逻辑可能不太相同，可以说更为复杂，涉及的利益群体也更庞杂。

实际上，粉丝的能动性、建设性倒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在中国尤其明显，“有作为的粉丝与负责任的粉圈”越来越明显。粉丝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粉丝公益行动：捐款、种树、帮助弱势群体等活动不仅体现了粉丝群体的凝聚力，也展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在2021年河南洪灾期间，肖战的粉丝团组织了募捐，并向灾区捐赠了大量物资。

晏青：粉丝文化的演变离不开媒介技术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电视媒介引发的大众文化逐步兴起，但远未兴盛，像电视剧、纪录片，还是很多精英表达理想、追求自我的艺术形式。这个阶段的电影偶像仍更有影响力。

澎湃新闻：学者普遍把我国粉丝文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追星族时期、2005年开始的“超女”粉丝时期、2014年后的饭圈时期。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从粉丝的心理投射来看，偶像可视为自己未来形象的“预演”。偶像可用以助推社会、个体，特别是粉丝群体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在主流价值传播中，“主流媒体+流量明星”是一种典型的助推模式。例如 “@空军在线”微博发布的2021年度招飞宣传片中，易烊千玺穿着戎装，呈现出新时代有志青年对逐梦空天、制胜未来的强军梦。

晏青：主要有两个契机，最初的触动大概在2018年前后，我的两个研究生，一个自称是当时参加《创造101》的杨超越的同学，给大家看高中合照，讲述种种当时的八卦；另一个家庭并不富裕但时常给偶像“打投”，让我比较费解。他们让我们觉得粉丝文化就在身边，他们的某些故事或行为吸引我想去寻找解释。另一个原因是我近年费了不少时间研究娱乐传播理论，粉丝文化是进入娱乐传播理论的经验材料。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慢慢积累的思考，放在明年将会出版的《粉丝中国：当代粉丝文化形态与治理》一书中。

融入模式则更注重文化的包容与互动，力图通过文化共生来引导粉丝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在这一模式中，粉丝文化不再被单纯视为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是作为当代文化中的一部分进行融合。例如，通过将粉丝行为引导至公益活动、主流文化创造中，能够使粉丝文化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逐渐消解粉丝文化中的极端情绪，形成一种健康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强调社会的宽容与包容性，通过文化的渗透来实现治理。

晏青：我们在文章里确有谈及这个问题。因粉丝群体的复杂性、符号生产的繁复性、影响辐射面的广泛性等特征，造成粉丝文化的复杂性。粉丝经济本身是由多方力量推动的。比如，娱乐公司造星、明星集资、粉丝文化产业等问题，这是一整个经济面的问题，不是仅从价值层面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过，主流价值在对粉丝文化的规制中，往往聚焦在明星上或“出格”粉丝，采用的是刺激-反应模式，即在明星失范、粉圈泛“渣”时才进行应对之举，缺乏常态化、机制化的引导之策。

澎湃新闻：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在《我是你的粉丝——透视青少年偶像崇拜》一书中写道，崇拜偶像是青少年走向社会之前的人生准备，也是他们心理发展的必要过程。美国流行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1992年出版《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认为，粉丝积极参与到二次创作和互动中，是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消费者。他觉得，粉丝的行为既能传达身份认同，也能重塑社会联结，不应对其采取病理化的看法，否则会给创意产业带来羞耻和罪疚感。也有一些人认为粉丝群体是一群“乌合之众”。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专家张念曾称，偶像崇拜的再生产过程，复制了欲望，疏于创造，是一种懒惰的商业逻辑。你对此怎么看？

晏青说，饭圈中的群体冲突，不仅仅是偶像之争，更是不同阶层、代际、文化背景人群之间价值观差异的体现，“粉丝文化治理的关键，可能不在于简单地规范粉丝行为，而在于如何处理当下社会中的文化断层和价值分歧。”

在此时间节点，运动员“入场”，作为“根正苗红”的偶像，成为粉丝追捧的对象，因而运动员作为市场明星的地位随之上升。“根正苗红”的运动员逐渐取代明星成为公众的新偶像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合法性基础的转移。不过，目前体育圈应该还远未“饭圈化”，只能在部分场景下有饭圈化苗头。准确地说，粉丝开始关注体育名人，部分运动员尝试入场饭圈。但这些未必都是坏事。

晏青：近年来，我国形成了一些新模式和特征，即平台治理粉丝被视为一种核心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认为，通过平台可以促成多个社会主体的共同合作，不仅可以改变粉丝的行为，还可以加强对粉丝的价值管理。平台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监控内容与用户的责任，通过制定算法治理的模式来进一步规定用户的注意力与行为，以数据为驱动，成为粉丝治理的重要手段。

平台在治理过程中受多方主体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治理策略。由于粉丝文化的平台化，在具体的治理手段上，通过限制、更改、屏蔽、删除内容、禁言、封锁账号、撤除功能等影响其算法可见性，从而鼓励或者抑制具体的粉丝实践。

饭圈，兴起于2014年左右，是网络用语，指粉丝圈子。“粉丝”的英文单词为“fans”，fan直接音译为“饭”，其组成的圈子被称为“饭圈”。《人民日报》在上述文章中称：“饭圈”的形成，是时代、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共同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澎湃新闻：你在论文中提出，将粉丝对于治理的反应纳入治理的考察，能更为深刻地反映出平台治理在哪些方面生效，以及将在哪些具体方面影响新的粉丝文化的生成……能具体介绍下我们近年的粉丝治理模式吗？

晏青：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粉丝文化是消费社会运行下必然出现的文化现象。饭圈乱象，其实本身也是消费社会下出现的符号消费问题。其次，我们常说的“乱象”其实是囊括了种种现象，也很混乱。饭圈治理，针对不同细分问题，各有各的方法，而以同一种药剂，总不能屡试不爽、药到病除吧。

晏青：偶像崇拜的青年群体居多。新媒体情境下的粉丝年轻化现象更明显，有向中学生蔓延的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的不同阶层、职业的成年人加入粉丝队伍，粉丝的社会化成为伴随其中的问题。

晏青：粉丝文化之所以为粉丝文化，就在于它有异于日常生活的某一些“行为举止”。站在社会秩序的角度而言，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但站在粉圈内部，事事都能够理性、克制、严丝合缝地符合社会规范，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粉圈独特的情感机制就破坏了。不过，随着粉丝文化的泛化，它逐渐融入日常生活，过度的激情可能也会冷淡不少。

国外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包括政府、平台、用户、公共机构在内的多主体合作责任制，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实现路径：首先集体定义基本公共价值；其次利益相关主体同意为实现公共价值努力；再次确定一个公共审议和交流过程；最后形成法律法规、行为准则、使用条款，最重要的是转化为技术。

晏青觉得，青少年有自己的偶像实属正常，难以理解的是，一些粉丝的砸钱刷榜、拉踩引战、侮辱诽谤、插手艺人私生活等疯狂行为，最终演变成一场场令人瞠目的纷争，甚至出现违法行为。

2018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晏青开始研究饭圈现象，进行相关调研，试图了解这些“乱象”背后的原因。此前，他曾长期从事新媒体文化、娱乐传播理论、认知传播研究。

二是舆论监督与社会倡导：粉丝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力量有时会成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当公共事件发生时，粉丝通过社交平台发声，推动问题解决。例如，当某些社会事件引发关注时，粉丝可以迅速形成舆论压力，吸引主流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晏青：比如董宇辉事件。董宇辉离职东方甄选并自立门户，有粉丝认为这是董宇辉追求更高职业抱负和个人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一个关于成功、奋斗的正面故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董宇辉的离开可能对东方甄选造成不小的影响，是一个不懂感恩、背叛的反面故事。而“小作文”被认为是才华和魅力，也有粉丝讽为模板、低俗，这些批评可能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还有“假有机”土豆事件，有粉丝认为董宇辉虚假宣传赚取高额利润，违背助农带货的初衷；另一些人则认为董宇辉有权选择自己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即可。这可能是不同群体对商业规则的理解差异。同一粉圈的粉丝尚且如此，不同偶像的粉丝群体的分歧与观念冲突更大。

另一方面，粉丝文化已成为当代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和娱乐产业的融合为这种文化提供了广泛的平台。青少年通过追星建立身份认同，并在粉丝群体中寻找归属感和共同话题。这个过程中，偶像作为社会化的媒介，不仅提供了娱乐内容，更成为青少年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当然这种社会化方式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其高度情感化的互动容易导致个人判断力的弱化，过度的偶像崇拜可能让青少年陷入盲从和集体行为中，忽略对社会现实的独立思考。同时，粉丝群体中的激烈竞争和舆论压力，也可能加剧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