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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里，至少有5个上市教育集团想买下兴农，最高报价达到8个多亿。但是每每跟对方坐在谈判桌上，蒲邦顺总会想：“我只有三千块钱本钱，是学生们建设了兴农中学、发展了兴农中学、成就了兴农中学，如果我把它卖了6个亿、8个亿，那么贵州的老百姓都要骂我。”

1997年，兴农已经起步，蒲邦顺看到高中的发展前景，立刻开始申办高中；1998年，他感到高校扩招不再遥远，迅速贷款修建了教学楼；2004年，兴农中学成为贵州省民办教育首个二类示范高中，从此生源暴增；2019年，兴农中学正式登记为一所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并延续至今。

“只要你有雄心、有志气、肯吃苦，我相信你一定会学好的。”蒲邦顺对他说。在班上，他为杨连富写了一副长长的对联，是清代作家蒲松龄用以自勉的话：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小时候，蒲邦顺的父母为了供他读书，想尽了一切办法。1942年，他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常常背着柴火和米上学，一直读到大学，都是靠着国家的助学金。大学毕业后，为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蒲邦顺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书，在新疆待了将近二十年，最终辗转来到贵州。

但在心里，周开霞并不想躺平。她是独山本地人，出身农村，住过一家只有三平米的房子，受过村里人的冷言冷语，经历过、体会过教育的价值，也总是期望独山的教育能有靠自己“翻身”的那一天。

“下了晚自习后，我们班没有一个学生会自己主动去睡觉。”杨连富说，“如果老师不强制我们休息，我们会学到凌晨两点、三点，早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起来。”

曾经的独山县，中学教育水平排在黔南州的倒数之列。2020年以前，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教育资源不足，好老师纷纷出走其他地区，好学生也纷纷到都匀或贵阳等地求学，一来一回，花销极高。

上高中时，付恩佑和他的舍友们自称为学校里的“飞虎队”——因为每到夜里，他们总是翻墙出去打台球，早上五点前再翻墙回来，这样就不会被查寝的老师抓到。

一时间，台下独山老师们“不要老师！我们要自己干！”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看到老师们激动的样子，蒲邦顺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教育扶贫不应该是派老师去给学生讲点课或者捐点图书，而是要从根本上挖掘出本地教师的潜力。”

让他倍感压力的不只是成绩，还有自己的出身。即使这个班里全部都是农村学生，杨连富的家庭条件依然是其中格外差的那一个，无论他怎样努力，都好像摆脱不了成长环境带来的自卑心。

蒲邦顺和妻子夏晓霞依然住在这栋楼里，每天伴随着学生们的上课铃声、下课铃声生活，一放假，校园清静了，他们反倒会觉得不习惯。偶尔看着校园，蒲邦顺也会感慨：我们的学校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31年过去，兴农中学成为贵州省办学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民办高中之一。近日，《中国新闻》报记者走进兴农中学，听学生、老师讲述他们与兴农的故事。

要称呼此时的兴农为一所“学校”，多少有些差强人意。那时，它只是一个两层半的农家院，只有一间教室，一个中考补习班及班上的36名学生(后来增至43人)。院子里没有自来水，每天早上学生们起床时，老师只能端来一盆水让大家轮流擦擦脸；没有运动场，只能用松木搭在树上捆了作单杠。

为了把握住来之不易的第二次机会，班上的每个人都在你追我赶。不知不觉中，杨连富就落在了后面。他说：“我很努力，但是我的基础很差。每次考完试看到成绩没有提高，我都会躲起来偷偷地哭泣。”

“终于找到你了，你不用去打工了！”老师说，“有个学校今年开办第一届，他们对像你这样的农村贫困孩子不收学费，而且包吃包住，我送你过去。”

“从那之后他就改变了。”付恩佑说，“在那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在所有老师眼里都是人渣，是一无是处的人’，没有人会称赞他。”

31年过去，曾经的那座荒山，已经由学生和老师亲手栽满了树苗；曾经容纳所有师生的三层小楼，如今只是占地近200亩的校园里一个略显老旧的角落。

那时，班里没考上中专的孩子，一部分回了农村，另一部分则选择去外地打工。时值改革开放，沿海城市大量招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南下农工潮。16岁的杨连富也觉得“都是干零工，至少那边工资会高一些”，很快，他便收拾好包袱，准备到广东去。

1994年中考，兴农中学第一届的43名学生中有42名都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专，还有1人考上了高中。考上中专就意味着有了工作，有了工作就意味着有了收入，放榜时，教室里一片欢呼。这一次，命运也终于没有将杨连富拒之门外。

不久后，独山县兴农中学成立。改换名字、新建校园，引入了激励机制，并在独山和贵阳两所学校间建立起教师交流的渠道。想要证明自己的老师们立刻投入到教学中，他们有了更多机会去贵阳市内参加培训，去的人回来后再将培训内容讲给其他老师听。就这样，不到三年，这所学校便成了整个州里的佼佼者。

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她一个。2013年，贵阳市委市政府发出了教育扶贫的号召，作为“民办教育之星”的兴农中学接到了自己的任务。时年72岁的蒲邦顺来到当时的独山县民族中学，但是刚到学校没多久，他便拒绝了当地提出的派遣老师辅助教学的方案，而是将所有本地的老师召集起来。

“一开始条件差，这个屋子也没有卫生间之类的，两年以后我们把两间教室打通，改成了住房，条件稍好一些。”夏晓霞说，“每天能看到学生、听见铃声，心情也挺好。”

实际上，在兴农里，不只是学生们不是“好孩子”，这所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也曾是“差生”。兴农中学执行校长付恩佑说：“我深刻地体会过‘教育就是唤醒’这句话。”

创立兴农中学时，蒲邦顺已经52岁，那时的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求学的道路上，因经济困难而遇到的种种窘迫情景至今不能忘怀。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读完了大学……而今又办了这所学校。我想用我微薄的力量，扶一把与我的青少年时期有着相同命运的农村孩子。”

“我努力了很久，把所有梦想都放在考中专上。知道没有考上的瞬间，我的眼泪就在眼睛里头。很难过，因为我又要回到毫无希望的生活和劳作中去。”杨连富说。

参加中考时，杨连富第一次从家中翻出了户口本。他父母走得早，从小便由乡亲轮流抚养长大，直到中考报名时，杨连富才知道父母为自己登记的名字叫“杨老五”——代表他是家中第五个孩子。

“即使他们考不了清华北大，但他们是国家真正的建设者、劳动者和保卫者。我们所希望的，是这里的孩子能感受到他没有被社会歧视、没有被社会边缘化，长大以后，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屋子一天天变好，学校也一天天热闹起来。首届学生几乎全部跳出“农门”的斐然成绩，让兴农在当地一下出了名，而随着中专地位的下降和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来到兴农的学生也更多变成了那些考不上好高中、好大学，被其他人称作“问题学生”的青少年。

668彩票网新版1993年8月8日，在贵州省一座简陋的农家小院里，36名学生开启了兴农中学的第一课。这个三层楼高的小院，是校长蒲邦顺向学生家长借用的，来上课的学生，则全部是附近村庄的中考落榜生。他们的教室是堂屋，操场是山坡，宿舍漏风又漏雨，但每个人都满怀期冀——期冀着从这里开始，走向不同的人生。

和村里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小学和初中，杨连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务农，十点半赶去上课，下午三点放学后再去放牛、砍柴。在忙碌的劳作外，他唯一的梦想便是能够考上一所中专，走出大山。

很多年后，付恩佑在兴农遇到了一位学生，就像从前的他一样，不爱学习、不听老师的话。有一回，他光着膀子走在学校里，付恩佑看到了，便把他叫到面前，问道：“你身材怎么练的？真羡慕你！”

“那是1993年，是我们想靠学习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时代。”兴农中学第一届学生杨连富说，“那时中专是我们的首选。我从没有想过读高中，也读不起。”

“飞虎队”的夜间行动，一直持续到高三上学期。“我记得非常清楚，1989年11月18号的晚上，我们整个寝室的人都翻墙出去了”，付恩佑说，“凌晨五点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坐在寝室里面，他看到我们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回来了，我走了。’”

那一刻，站在宿舍里的所有人都感到羞愧难当。从此，“飞虎队”队员定下了一条规矩——“谁再出去打台球，其他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揍他”。半年后，付恩佑考上了大学，并最终成为一名地理教师。

“有一次期末考试，我带的班级拿到了第一名，学校奖励了五百元。”周开霞说，“钱不多，但这是对我们老师的认可，我得到了一份成就感，和一份尊重。”

“刚开始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民进会员，兴农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蒲邦顺说，“但是家长没有埋怨我们，学生也没有埋怨我们，大家都是农村来的，除了想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其他渴求。”

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英语是最难学的科目。杨连富记得，他们的英语课是从A、B、C开始教的，其他科目则是从初一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要补完整个初中的知识。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周开霞。在那之前，她从未感受过这样的信任——贫困地区以高薪或各种优惠条件引进名师、名校长是教育扶贫最常见的方式。在贵州，一位从外面请来的教师年薪可能高达几十万，同时享有住房、子女教育、旅游等各方面的多重优惠，而本地教师的工资往往只有小几千而已。

第一届学生毕业后，蒲邦顺在荒山下面租下了一栋废弃的三层办公楼，作为兴农中学的新校舍。他也和妻子夏晓霞一起，把家搬进了其中一间小屋。

近些年，从兴农中学毕业的一部分学生，自发成立了“兴农中学校友爱心接力基金”，帮助尚有困难的学弟学妹顺利完成学业。蒲邦顺说：“他们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的情操与担当，令我感动，让我自豪！”(《中国新闻》报 作者 王曦泽)

1993年，蒲邦顺用三千块钱创办了兴农中学，招收第一届学生时，为了解决农村孩子的学费困难，他号召农民“你们养好猪，我们教好书”，规定可以用农副产品(例如蔬菜等)按照当天最高的市场价格抵交学费。后来，每每有农村孩子找到他，无论交不交得起学费、无论成绩如何，蒲邦顺总是说：“只要你愿意上学，我们就愿意收。”

如今，蒲邦顺已经82岁，在毕业典礼上送别了无数学生。学校打了几十个青铜鼎，把成立至今的五万多名学生的名字都刻在鼎上，寓意着“我把你的名字刻在鼎上，你把伟大祖国刻在心中”。有的学生半途退学，知道这件事后回来问他“能不能把我的名字也刻在鼎上？”蒲邦顺一一答应，因为“哪怕一个学生考不上大学，也依然可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最重要的教育是使一个孩子在人格上不自卑，”蒲邦顺说，“如果你不爱一个学生，没有给他一种同情、一种关怀，你怎么可能教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