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祖先、前辈所创造的形式只能说明过去；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只囿于过去的形式，而更应着眼于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中国理应创造更多新鲜、有活力的，能为世界所读懂，属于全世界的文化艺术成果。

色彩是任何绘画的基础，并非西洋绘画所独有，也属于东方。还原中国画的色彩，而非仅用墨色浓淡表现色彩变化应是当代画家的一个使命。

文人绘画盛行是否意味着中国画彻底放弃了色彩？其实没有。清代时，恽南田、任伯年、吴昌硕等画家致力于复兴色彩运用；到20世纪，林风眠、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吴冠中等均在墨和色的运用方面作出了不懈探索；在当代，田黎明、卢禹舜等新一代画家大胆进行新的艺术尝试。

多年以来，绘画界并没有深入发掘中国画、宣纸应有的刻画性。近几十年来，我一直尝试在宣纸上更好地呈现色彩。结论是：宣纸一样能画出美妙的色彩。水墨画何以新生？关键还是运用色彩观念的转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把古老的中国绘画由“方言”转换为“世界语”。

中国画由墨相向着色彩转向，确实是近百年来中国画家实践中要解决的“难题”。林风眠正是在浓墨与重彩的交融中求得了和谐。他所开创的这一条路还在发展和成熟中，探索仍在继续。目前，在中国画坛，色彩风格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方向，相信亦会成为未来中国画的主流。

杨佴旻，艺术家、诗人、荣誉爵士，文学博士。曾在世界多地举办个展，中国画作品被梵蒂冈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巴黎市当代艺术库收藏，著有画册、学术专著、诗集等。

阳城路138号邮编当代中国画艺术家杨佴旻致力于融通东西方绘画“语言”，探索水墨画的革新，开辟当代水墨画艺术新境界，在色彩融合水墨画方面卓有建树。其绘画实践也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背景下尝试了新的路径。近日，杨佴旻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阐述其在探索水墨画跨文化复兴之路上的感悟。

我认为，水墨画艺术的“现代性”应是融合中国的古典绘画传统、西方的现代绘画“语言”及个体当下处境三个方面。在创作中，我希望立足现代语境，超越国界和文化，超越自我，尽可能汲取各种思想资源，实现最佳组合。

杨佴旻：长久以来，文人画特别注重中国画的写意性、轻视刻画的特质，让人产生错觉：中国画、水墨画就是画个大概。禁锢于黑白世界，中国画越来越难以和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产生共鸣。

杨佴旻：在文人画成为主流之前，中国画是有色彩的，“丹青”曾特指色彩。唐代之前，中国画非单色。到宋朝，画家绘画与文人画并存，院体绘画是典型的画家绘画，或者说专业绘画。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代表了当时专业绘画水准。

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画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并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压力下，呈现出“身份焦虑”：社会的变迁，传统文人士大夫群体的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化馆、画院、大学、职业艺术家为主的创作机构和人群。那么千年来文人画代替专业画的情形也应与时俱进。

杨佴旻：梵蒂冈博物馆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我的作品《远方》被梵蒂冈博物馆收藏，说明他们对中国画是肯定的、珍视的。

在艺术世界中，不同文化和地域的元素应该相互交融，构建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视觉与思想新形式、新空间，才能成就令人瞩目的艺术范例。进入21世纪，画家不应再拘泥于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话题，应有一切为艺术所用，一切为创作的丰富性和有效性所用的观念。

过去，我们的祖先已然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对于水墨画而言，作为中国艺术家，我们更应该将中国画元素传播到世界更广阔的范围，去丰富艺术的世界，同时也要让现代的艺术理念和技法反哺水墨画的发展，才能实现文化的多方位交流和融合。当代中国画家创作的优秀作品不仅应展示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价值，还应通过跨文化的视角，探索和表达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

以士大夫为主的文人画家崇尚禅悦之风与道家无为理念，认为唐时延传而来的艳丽色彩俗不可耐。士大夫文人一般不曾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他们有很好的毛笔用墨书写能力，也因为他们有一定政治地位，其兴趣导向得到推广。于是他们笔下似与不似的绘画逐渐成为主流。

单色中国画发展到了空前高度，出现了无数杰出作品。色彩应成为未来中国绘画影响世界的必由之路。我认为，水墨画的新旧不在于题材，而在于技法，在于画家自身的灵魂。技法不是单纯的绘画技巧，不是简单的笔触、肌理和色块，而是驾驭画面的缰绳。没有新的技法，就没有新的方向。(完)

此后，在“水墨为上”的观念引导下，画家们逐步放弃了色彩，形成以稀释后不同浓淡墨色和线条来表现画面的风格。文人士大夫自娱自乐的画作成为中国绘画的“传统”，原本正统的院体画却成为格调不高、匠气的代名词。

事实上，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刘海粟等艺术大师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绘画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和科技、文化、其它艺术形式相比较，中国画的转型显然是滞后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不少绘画界人士心中有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宣纸不近色。意思是，在宣纸上画不了颜色或画不好色彩。这已成为“百年难题”。这样的观点禁锢了人们在宣纸上创作的想象力，掣肘对创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