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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个服务平台，也是一个‘智慧大脑’。”天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政务服务处处长杨伦涛说，平台汇聚了来自基层一线的多方面信息，努力实现“治未病”的目标。

一条数据，牵动一个线索；一个电话，就能联动全局。天津市政法部门不仅搭建平台汇聚大数据力量，还通过打通服务热线，提升对基层问题的应急响应和解决能力。

这里是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的后台。依托大数据资源能力建设，民生服务平台面向基层群众和民警，集合了业务办理、诉求反馈等多重服务功能，实现公众信息及时送达、民情民意及时收集、群众诉求及时回应、业务申请及时办结。

据统计，今年6月1日启动以来，“热线联盟”转接热线近24万条，解答群众咨询20余万件，联动处置紧急事项550余起，基层派出所、街道社区获取辖区治安信息的渠道更加丰富多元，重大案件多部门协同处置，更加便捷、快速、高效地回应百姓诉求。

“退休政法干部下沉到人民调解组织，充分运用丰富的工作经验、突出的专业优势和群众认可的方式说理调事、化解矛盾，有效提升了调解的效率。”天津市司法局副局长袁红丽说。

“我们在工作调研中发现，当前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各类热线电话繁多，群众对各类热线的功能不可能掌握那么细，也就是说拨打哪部热线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群众有时候是拿不准的。”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建全说。

“过去数据是‘沉睡’的，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资源缺乏有序整合和有效流通，难以发挥作用。”天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说，现在通过平台汇聚各类信息研判发现问题，及时推送到社区民警，再结合跟踪、走访，实现问题从“被动处置”到“主动解决”，从民警“单方处置”到社区“多方介入”。

退休政法干部郑宗瑶年过七旬，依然活跃在化解基层矛盾的前线。自天津市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的9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雷打不动，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截至目前，天津市政法机关组织3200余名在职政法干警、228名退休干部，积极参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杨建全说，许多干部下沉到基层后，参加街道“三所联动”平台、社区“三室联建”平台建设，为基层在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方面提供了专业的支持，切实提升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

“我们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不断夯实基层基础，真正做到保民安、护民利、解民忧。”王红卫说。

走进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巨大的屏幕上实时闪动着民生服务信息；大屏下，电话铃声、鼠标点击声、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几十位民辅警端坐在电脑前各司其职。

在郑宗瑶座椅的后边，是一层叠一层的锦旗。“我们是一个团队，7个人里有6个是退下来的干部，原来长期从事法律和群众工作，干调解工作得心应手。”郑宗瑶颇为自豪地说，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经营纠纷等敏感性、对抗性强的纠纷，他和团队“啃”下不少“硬骨头”。

噪音扰民问题经常引发恶性案件，该平台对这类问题进行常态化分析研判，主动进行治理。前不久，天津市河北区一位居民多次通过政务服务热线投诉邻居整晚发出不明声响，影响其休息。民生服务平台工作人员分析发现，该市民高频率投诉、且语言混乱，经过研判可能存在其他原因，随即将情况推送至社区民警。

今年6月，在天津市委政法委牵头主导下，天津启动运行“热线联盟”，110报警电话、12345便民服务热线、12333人社服务热线、12393医保服务热线等10条热线，群众只要拨打其中一条，无需挂断电话再次拨打，即可直接转接到其诉求事项所涉及的热线。

依托“三所联动”“三室联建”，天津各区因地制宜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打造一个品牌，让基层群众愿意来，信得过。“亚楠调解室”就是典型。“之前有人不交钱也能停车，今年我们也不交了！”“都不交管理费，我们的工作也没法做！”不久前，困扰东丽区军粮城街道居民刘先生多年的一起物业纠纷在“亚楠调解室”得到了解决。

“7月4日，到社区报到”“7月22日协调区检察院开展‘小小检察官’体验活动”“8月9日，参与三戒里社区纠纷调解”……翻开天津市河北区委政法委综治指导科科长李俊杰的“下沉日记”，上面一页接一页清晰地记录着3个月来下沉社区工作的点滴。

“到基层蹲点后发现，许多群众遇到难题想要找部门解决时，经常摸不着门，找不着道。”李俊杰感慨道，通过到一线挂名、露脸，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可以有效引导群众选择合理途径化解矛盾纠纷。

“亚楠调解室”是天津市推进“三所联动”“三室联建”工作机制的生动写照。成立品牌调解室、做强行专调解组织；打通数据壁垒、构建热线联盟；政法力量下沉、服务帮助基层……今年以来，天津推进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基层警务室、调解室、法律服务室“三室联建”，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走出了一条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新路径。

作为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万新派出所民警，从警27年，平亚楠一直致力调解工作，擅平急难事、调解千家愁，成为群众心中的“平管家”。东丽区成立“亚楠调解室”，成功化解纠纷千余起，化解率达98%以上。“我们以亚楠调解室为样本，建成首批12个试点调解室，实现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资源在基层汇聚，让矛盾纠纷一站管、一站清。”东丽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李长凯说。

“了解到这个棘手问题后，街道多元解纷中心及时启动‘三所联动’机制，第一时间介入。”宝平街道党工委书记孙冰说，由于街道的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都设在了多元解纷中心，区法院、检察院派员入驻，“三所”不仅在物理上连接，也在工作上无缝联动，让解纷加速完成。派出所民警将物业代表叫到了现场，律师向物业代表释法，司法所开展背靠背调解，法官同双方说明利害关系，最终张先生得到了赔偿。

一组数据振奋人心。今年以来，天津市实现诉前调解成功数共14.64万件，同比上升72.92%。“‘三所联动’‘三室联建’融合联动机制运转完善后，大大提升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天津市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王红卫说。

“沉到一线去，就是要为基层赋能，为群众解忧。”河北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孙介华说，今年6月，河北区吹响了政法干警下沉一线的号角。一些干部到一线后亲身了解社区需求，积极发现问题症结，精准协调解决。

河北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萍下沉到该区新开河街道时发现，社区内有一堵围墙年久失修，老百姓经常出入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她立足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主动联系有关部门协同履职，及时将围墙拆除，消除了安全风险，得到基层群众的一致认可。

“以后遇见事儿，咱就到这儿来评理！”因一起物业纠纷，家住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的张先生发现，时常路过的街道“多元解纷中心”竟然能给大伙儿“评理儿、平事儿”。

前不久，张先生的车子停在小区空地上，被脱落的公共排水管砸中，车子受损严重。跟物业沟通后，双方就维修、赔偿费迟迟达不成一致，由此结下了“梁子”。张先生报了警，也去了法院，但始终解不开“死扣儿”。直到社区党支部书记带着他来到街道“多元解纷中心”，这件烦心事才迎来了转机。

让群众“话有地方说，难有地方问，苦有地方诉，事有地方解”。截至目前，天津全市249个街乡镇均已实现“三所联动”平台合力解纷机制运转，5473个社区村实现了“三室联建”；涌现出南开区老郑调解工作室、津南区金彪调解工作室、河东区晓娴调解工作室等60余个特色调解品牌；500余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活跃在一线，构筑了一道坚实的人民调解防线。

李俊杰是天津市众多下沉政法干部中的一员。处级干部向街道下沉、科级干部向社区下沉，专业法治力量延伸到基层“神经末梢”，有助于补齐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的短板。

“‘热线联盟’开通当天凌晨，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便转来一条线索，有一个学生有轻生念头，但是他们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无法进一步干预。”天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110科科长韩冰说，公安部门接到线索后，迅速组织排查，很快找到了这个学生，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今年，一个延宕了10多年的医疗纠纷案，从信访部门导入郑宗瑶手中，他和团队经过5个月的调查、走访、分析、调解，让案件成功化解，最终息诉罢访。

接到平台推送的情况后，社区民警立刻会同网格员实地核查，发现投诉人疑似存在幻听问题。民警和社区网格员随即引导他及时就医。在该市民幻听症状缓解后，投诉相关情况未再发生。

从开始争执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到最后握手和解，津沽大地正在实践的“三所联动”“三室联建”为何能有效、高效化解矛盾？“我们通过部门联动、联建，筑牢了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天津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处长蒋璇子道出了缘由，部门联动让群众有矛盾敲得开门、说得上话、解得开扣，服务群众距离近一步，效果就好一分。

小巷人家播在哪个app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万隆社区，一间不大的社区警务室整洁明亮，桌子上摆着调解员、社区民警、律师三块牌子。民警平亚楠刚接到了群众送来的一面锦旗，上面赫然印着“耐心为民警士楷模”几个大字。“要不是平警官帮我，心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打开。”因平亚楠成功化解了一起邻里纠纷，社区居民对他满是感激。

不仅如此，为应对当前日益增加的医疗、信访、物业等纠纷，天津市还建立了500余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走进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楼，过道的墙上挂满了锦旗，锦旗上的每一个烫金大字都讲述着这里发生过的人情冷暖。早上9点刚过，这座欧式二层小楼里，预约而来的医患双方坐满了调解室，工作人员身着制服、佩戴工牌耐心地倾听，细致地分析，公正地调解。

“遇上群众反映的疑难问题，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把握矛盾纠纷化解的法律依据，依法依规调解，才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平亚楠直言，调解工作不仅要有耐心，更要有公心。

“我们始终坚持依法、科学、为民的调解理念，公平、公正、公开地调解每一起纠纷案件。”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党支部书记陈金明说，自2009年成立以来，天津市医调委共接待咨询医疗纠纷案件3.2万余件，受理纠纷近万件，调解成功率15年平均88.9%，成为天津市医疗纠纷调解的主渠道。“绝大多数医疗纠纷都愿意来这里调解，甭管成不成，至少可以稳定纠纷双方情绪，把矛盾引入法律解决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