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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四，迎来了每三个月一次的生长发育监测活动。托育中心的小朋友们被引领至妇幼保健院特设的监测区域，接受身体生长状况测量。截至目前，此类监测活动已累计惠及1332人次的小朋友，其中成功筛查出10名生长发育存在异常的幼儿，并已迅速联合医疗团队进行及时的干预与治疗。

共同育儿，需要托育机构的专业和价格普惠。王杜鹃的机构，虽然场地空间和装修由社区和街道提供，但人力资本等消耗大，3000到4000元每月的价格几乎覆盖了像李女士这样的职场人月收入，他们共同希望更多政策惠及托育事业，既要托育得好，又要托育得起。

作为一家托育机构负责人，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的王杜鹃，依然需要正视养育中的心理问题，也因此，她对新晋奶爸奶妈养育中的问题更能感同身受。她收到不少来自妈妈的咨询：产假到期后，该如何安顿好自己的孩子？目前，该机构接收到的一岁以下的乳儿，占托育儿童总数的10%。

成都某托育机构负责人 王杜鹃：其实我经常会跟我们家长去传递一个概念，就是孩子送到托育中心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就不用去育儿了，家庭育儿还是占主导地位，我们只是作为家庭育儿一个补充。我们和家长其实更多是像合伙人一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共同育儿。

像七七这样大的小朋友，注意力很难长时间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刚在桌子前玩了几分钟，他又跑到玩具楼梯那里上上下下。2个小时的运动量，让他回家后可以好好睡一个午觉。在宝宝屋，我们看到了许多将时间都用来照顾孙辈的老人，比如这位外婆，她的女儿生了二孩，平时她既要照顾刚满1岁的外孙，又要兼顾读小学4年级的老大。

2021年初，国家卫健委发布指导文件，首次对托育机构的保育工作做出明确要求，将7个月到36个月划为三个阶段，重点关注孩子们在营养与喂养、动作、语言、情感与社会性等7个维度的发展。但王杜鹃强调，这些做法离不开家长参与，他们不能因为有托育机构而当甩手掌柜。

与老二分离是一种挑战，爱人尝试劝她，带娃事无巨细，与其24小时低效陪伴，不如送去托育机构换来高质量陪伴，而一份工作更是来之不易，夫妇俩觉得年纪越大，职场竞争力可能会越弱，长居家中带娃，缺少了学习进步的机会。

李女士在河北老家生的老大，那时她无需工作，孩子养育又有父母帮衬，但生老二时，她身在职场，按照产假和节假日规定，陪伴孩子累计七个月后重返工作。这时，她与爱人都有工作缠身，双方父母又因各种原因无法帮助养育，而家政涉及隐私等问题，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家附近的托育机构。

今年9月，国家卫健委的报告显示，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实际入托率是7.86%，各类托育机构的托位，近一半都没人使用。背后的原因，除了家长们抱怨的托育服务费高、担心托育质量不好外，也与我们的感情有关：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让太小的孩子离开家人的照料。于是在很多家庭都能看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轮番上阵。平时家里不忙倒也还好，万一遇到点急事，没人能照顾孩子时，又该怎么办呢？

而后争取财政支持360万元完成基础建设。2022年在重庆市率先成立首家公办“医育结合”示范性托育中心，同时也是普惠托育中心。

在“宝宝屋”的一墙之隔，爷爷奶奶们正在大声地练唱。另外的一个房间，则有老师在教水墨画。祖辈能够如此放心，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宝宝屋”的多方共建模式：街道代表政府出钱、出场地，通过公开招标，向托育机构购买服务，并由教育管理部门从头到尾全程把控。

这位小男孩叫做七七，再过两天就要满14个月了。本周四早9点，妈妈把他送到了家门口的“蒋家巷宝宝屋”。在这里，他将在专业保育员的陪伴下，一起度过2个小时。大约中午11点，外婆会来接他回家。这短暂的两个小时，不单能让妈妈在单位安心完成工作，也能让外婆从紧张的带娃生活中，稍微放松一下。

我国《“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要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的目标。去年，上海就已经开始瞄准托幼一体化，鼓励所有幼儿园开托班，招收2到3岁幼儿。而全市推行的“宝宝屋”则托起了不愿去托班的婴幼儿家庭的照护需求。目前，绝大多数“宝宝屋”的装饰都在模仿家庭实际环境，消除孩子对陌生环境的恐惧。

随着晨检的结束，孩子们便可以到食堂享用早餐。每周的食谱都会根据孩子生长发育的需求进行调整。除了入园体检，以及由营养师制定的食谱外，永川区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与其他传统托育中心不同的是，配有医师、推拿师、营养师、治疗师、评估师等8师共育服务团队，同时还定期为孩子们进行生长监测以及发育评估、五官保健等活动。

目前江宁路街道已经开设了6家宝宝屋，空间分布上，分别位于街道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确保街道的居民能够在15分钟生活圈内获得托育服务。除了开设在小区中，方便家长接送的；还有开设在商场中，能够给出来逛街的父母提供方便的；还有一些宝宝屋开设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党群活动中心。

在重庆市永川区妇幼保健院内，每天清晨，都会有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的托育中心，这家托育中心是两年前正式投入运营的，依托妇幼保健院的儿童保健科，筹建了150个托位，在全市范围内招收6个月至3岁，需要托育的幼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携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在广泛汲取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23年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此意见发布前，早在2021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便对《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订，提出建立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并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全市首批托育服务示范机构，每家机构均获得了10万元的“以奖代补”补贴。在资金支持方面，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近两年已成功争取到近5000万元的中央预算内资金，用于推动区县实施38个普惠托育项目。

针对普惠托育中心，2023年重庆市制定了相应的补贴政策，对乳儿班、托小班及托大班分别设定了每人每年900元、800元、700元的补助标准。截至2024年6月底，重庆市的托育机构数量激增至2327个，托位数也达到了12.66万个，这一数字相比三年前的3.03万增长了四倍以上。为了进一步引领全国托育机构的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这份文件作为国家层面的首个托育服务价格政策指导性文件，旨在通过健全价格形成机制，有效促进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的扩大与优化。

事实上，这样的需求早就被关注。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并首次提出“婴幼儿照护”的概念。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夫妻双方都是上班族，不少老人力有未逮，小月龄乳儿照护，成为不少年轻家庭的烦恼。

“宝宝屋”是上海推出的一项“社区托育”服务。与托育机构的全日托不同，它只每天上下午，各提供2个小时的“临时托”。“宝宝屋”的资金全部由政府承担，每位宝宝一年至少可以免费使用12次，且超过次数后，也只按照公益价格收费。目前，上海全市已有超240个宝宝屋，覆盖全市绝大部分街镇，最初的001号宝宝屋正是发源于“蒋家巷宝宝屋”所在的江宁路街道。

国家规定的产假现在是158天，这就意味着，从孩子半岁到3岁上幼儿园，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由父母亲自照顾，托育机构也就应运而生。去年，我国民办托育机构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5%，一线城市的托育费达5500元一个月，与年轻家庭的支付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就在上周，回应“托育贵”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卫健委印发了国家层面第一个托育服务价格政策文件，目的是通过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动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这可能产生怎样的结果？

温州一公办幼儿园为三位一岁以下的小朋友，于全市首开乳儿班在本周引发关注。一个多月来，乳儿班已招收9位适龄宝宝。其实，这并非温州首创，深圳、厦门、成都等地也都有相应探索。

江南app官方入口数据统计，我国现有约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其中，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尽管1岁以下就入托比较少见，但2—3岁进入托育机构，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的托育服务能从多大程度上缓解育儿压力？它们的托育质量又如何，怎样保障孩子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