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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记得贺某阳究竟连着捶了几下，只记得自己疼得翻过身去时，肋骨又被踢了一脚，“他一边打，一遍说，‘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我让你去离婚，我跟我妈交代好了，把你弄死了，我就去给你抵命。’”

一般来说，在人身伤害案件中，为了确定受害人的伤害程度，法医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操作规范，通过公对公到医院病房调查伤员，确认伤员当时伤情和客观伤残状况，拟订伤情等级；在出具鉴定结论时，法医学鉴定人除了需要审查送检的鉴定材料之外，一般需要对被鉴定人的身体进行必要的检查或者做必要的辅助检查，特殊情况才实施书面鉴定。

玉梅回忆，2023年5月4日左右，有警察来医院为她做初步笔录，调取了当时的病历，但她没有见到法医，也没有签署过伤情鉴定的有关文件。出院前，她接到通知，前往派出所领取伤情鉴定意见书。

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她需要自费垫付所有涉案的医疗费用和其它开销，等待判决结束后由被告统一支付。截至目前，包括手术、治疗、住院、前往北京鉴定的路费、住宿费等各项开支，她花费的总额已经超过32万。

在重庆辗转数日后，玉梅决定回到成都，“当时想着，他一直在重庆找我，可能想不到我会回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出于谨慎，她打了一辆顺风车，用现金支付了车费。

“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当时没有报警，”杨宁宁告诉记者，自己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玉梅的视频以后，才开始了解法律知识，“我特别佩服她，她是被家暴的人里法律意识比较强的人。我都不知道妇联、不知道居委会是干啥用的，因为考虑到孩子、考虑到家庭，就没有选择报警。”

最终，在警方的劝说下，玉梅和贺某阳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她放弃分割财产，抚养权归男方所有，每月向其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

2023年底，李莹联系上玉梅，表示愿意无偿为她提供法律支持。此外，她协助玉梅申请了医疗和生活紧急救助金，共计7.7万元。

十二指肠切除术后，玉梅肠梗阻的风险极高，严重时会危急生命。只有长期喝白粥、营养粉、鸡蛋羹这样的流质食物，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出院三个月，她的体重一度从90斤掉到75斤，因肠梗阻入院三次。

2024年2月初，因腰痛不适，玉梅前往医院，诊断出左肾萎缩；4月18日，她再次就诊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左肾已经彻底失去了功能，在双肾显像报告上，玉梅看见自己的左肾已经萎缩成一颗豌豆大小。还没走出医院，她就忍不住蹲在地上痛哭起来；8月，双肾显像报告上同样的位置，她的左肾已经缩成了一条难以辨认的细线。10月末，在网友的建议下，她前往北京航天医院泌尿外科再次进行检查，医生告诉她左肾功能不可逆的同时，还在CT检查单上看见她的肝部出现了新的囊肿。

李莹向澎湃新闻记者解释，部分受害者因为长期受到经济或精神控制，可能产生“受暴妇女综合征”，这种习得性无助感会使其陷入回到施暴者身边的恶性循环。当家暴受害者试图摆脱控制关系时，往往会陷入更广泛的困境中，“包括缺乏社会支持、没有稳定居所。即便受暴者名下有不动产，也无法直接转化为能够提供庇护的资源。”

“我说，如果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姐姐，你们的妹妹，你们的妈妈遇到这种事情了，你们还会这样轻描淡写一句话，‘你们都有孩子了，要为孩子考虑’，你们还会说这句话吗？”

玉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贺某阳将自己强行拖入房间后，迅速翻看了她的包和手机。“看了不到一分钟，他就一把把我拖到地上，双手往下捶我的腹部，”玉梅捏起拳头，比划着，“捶下去第一下的时候，我就没有声音了。（想）喊救命、喊疼，喊不出来。”

“期间，贺某阳因被害人提出离婚，为发泄不满情绪，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被害人胸腹部等部位多次进行殴打和踢踹……”前述材料显示，“8时35分许，谢玉梅趁贺某阳不备打开房门呼救，被贺某阳发现后强行拉拽回房间，后被酒店装修工人发现并通知前台工作人员报警。”据此计算，在酒店二楼的封闭空间内，玉梅与施暴者独处长达8个多小时。

根据玉梅回忆的报案时间和地点，律师团队向成都和重庆的相关派出所和医院提交申请书，最终调取到与家暴有关的六条报警记录、四次就诊记录，以及当地派出所向贺某阳开具的两次《家庭暴力告诫书》。

但在那之后，对方仍然动辄辱骂，然后道歉求和。2022年1月13日，玉梅再次因家暴报警，当时，她已怀有六个月身孕。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晋阳派出所对贺某阳开具了一份《家庭暴力告诫书》。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等法条，将抚养权判给了玉梅，“被告贺某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至其十八岁为止的生活费......“判决书同时指明，如果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至发稿前，玉梅暂未收到抚养费。

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见到玉梅时，是2023年7月的一个上午，即使是白天，玉梅也将窗帘紧紧拉起。为了更方便地就医和处理诉讼相关的事宜，玉梅在成都租了在一处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房间外是公用的走廊、洗手间和厨房，一旦合租者带朋友回来，或是有人敲门，她都会条件反射般将门反锁起来；晚上睡觉时，她从来不敢背对着门。

房门就挨着洗手间，离床尾不到2米，她看着两道安全门锁，计算怎样以最短的时间开门呼救。就在那时，过道里再次传来响动，距离似乎很近。玉梅立即靠向门边，一只手解开上方的防盗锁链，一只手按住门把，拼尽力气喊道：“救命，救救我，帮我报警。”

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难解的症结：由于家庭暴力发生通常具有隐蔽性，难以取证，如何定性“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很依赖办案人员的主观认知。

相关司法材料称，“2023年4月24日晚，被害人搭乘他人驾驶车辆返回其暂住地时，被贺某阳尾随跟踪，后在上述小区强行将被害人带至其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某小区的家中，因未带房门钥匙，又将被害人带至成都市武侯区晋康街某酒店，并于次日0时许入住该酒店。”

她变得自卑。有一回独自下楼，刚走到小区门口，造瘘袋的密封条不知怎么松开了，一袋子排泄物直接漏了出来，粘在她的腿上、裙子上和鞋上，散发出难以忽视的酸臭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深居简出。

一年多来，这是马长均第一次见到玉梅脸上露出放松的神情，“哪怕是哭，她都是一种喜极而泣的状态，我就觉得，这应该是阶段式地满足了她小小的心愿。”

“我朋友一开门，他直接一下子冲进来了，”玉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把我朋友家从上到下都翻了一遍，之后就让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他就坐在餐桌旁边，把我手机也抢走了。”趁贺某阳不注意时，朋友才设法联系外界帮忙报警。

2023年7月下旬的一天，嫂子打开房门，看到玉梅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她喊玉梅的名字，没有得到回应。她不知道的是，玉梅偷偷上过楼顶天台，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8月，在家人陪同下，玉梅前往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康复门诊，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结果显示，“…患者存在闯入性回忆，查及明显焦虑抑郁情绪。” 

鼻子上挨了一拳后，玉梅陷入短暂昏迷。醒来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小指处的皮肉翻起，床上有血迹，而施暴者贺某阳就躺在她的身边。

玉梅的人生，被家庭暴力分割出一个以前和以后。她埋怨过，挣扎过，甚至想过放弃生命。她也还没想明白，除了等待判决，未来要如何规划。

楼宇没变、街道没变，她忍不住举起手机，拍下窗外飞驰向后的景象，在手机里写下：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如果当初没有回成都，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

7月24日，玉梅的刑事代理律师姚克枫前往检察院进行第一次阅卷。当时，案卷里并不包括此前玉梅多次遭遇家暴的报案记录和就医情况。而姚克枫认为，有必要对事实进行补正。在他看来，之前几次的家暴证据能够客观体现施暴者的行为具备“持续且恶意”的特征。

四川现代医院的出院病情证明书记录了她身上21处受伤部位，包括左肝广泛挫裂伤伴出血、十二指肠挫伤伴破裂、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胰头部和肺挫伤、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急性腹膜炎、左肾挫伤、鼻中隔偏曲、左侧三根肋骨骨折、脑震荡等。

“为什么？我跟你过不下去，你要家暴，我都提出来了愿意离婚，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在与律师李莹见面时，玉梅说，她想不通这个问题。

李莹是国内反家庭暴力方面的资深律师，距离她第一次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已经过去了21年，期间，她经手过的案子里，不乏受害者因家暴失去生命的恶性案件，包括云南宣威泼汽油将妻子烧伤致死案，湖北黄石杀妻案。

事后她才知道，她的内脏和十二指肠破裂。伴随着剧烈的腹痛，她侧身呕出了绿色液体，溅到了对方的鞋子上。“他就拿着鞋，说你再吐我鞋上，就给我舔了，”玉梅回忆道。当时，她的手机早已不知所踪，除了恳求施暴者送自己就医，她别无选择。但对方并没有理会。

确诊肾无功能后，玉梅在今年4月再次前往北京，进行伤情补充鉴定。在法大鉴定中心二楼大厅，一位坐着轮椅的女士认出了她。在短暂的交流中，玉梅了解到，对方叫杨宁宁，从河北邢台来北京做伤情鉴定——两年前，丈夫趁她睡着时多次掐喉，造成其颈动脉夹层，引起脑梗死。事发第一时间，杨宁宁和家人都没有选择报警。

她希望贺某阳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也是为了告诫潜在的施暴者，“打自己的老婆孩子是违法行为，我们要让这些犯罪分子恐惧，让他们不敢再这样做，要不然会有更多为家暴而付出自己生命的人。”

截至发稿时，距离案发已过去580个日夜。玉梅奔波于医院和鉴定机构，在法院、公安、律师、媒体面前一遍遍重述那场梦魇。家暴结束了，但她要面对的，是已知的伤病、未知的后遗症和漫长的诉讼。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个月。2023年5月23日，玉梅出院。医生在她的腹部右侧留下了一个开放型的洞口，用底盘将特制的造瘘袋固定在她身上，用作暂时性人工肛门。

在重症监护室期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天花板，通过明暗变化来估算时间的流逝。口渴时，她只能抬起食指，敲击病床右侧的挡板，发出一点声响。鼻子里那根手指粗细的胃管令她连咽口水都困难，更别提与人交流。

她说，自己换掉了手机号，借用他人身份证租住在成华区一栋公寓，距离贺某阳当时的住所至少20公里。安顿下来后，她找了份在美容院上班的工作。

同年，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各地告诫书发放标准和程序、送达范围、信息录入、跟踪回访等要求不一致，不同地区基层执法人员认识不统一，告诫制度执行地区差异较大。”

玉梅的哥哥谢凡（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4月25日、26日、27日、28日，他和父亲都尝试过报案，得到的答复是，需要等患者苏醒后指认嫌疑人，证据齐全才能实施抓捕。

但在马长均看来，这份伤情鉴定至少有6处伤情没有体现：其左侧第6-8根肋骨骨折；鼻骨骨折致鼻中隔偏曲；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术后，伤者体外挂着袋子，严重影响到消化吸收功能，病情可能出现改变；左肝在修补术后，肝功能损害严重；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脑震荡、肺挫伤等；右手小指受伤缝合等。

“当时她挂着那个（人工造瘘的）袋子，喝了一点带菜叶子的那种稀粥，（我）就看到稀饭和菜叶子原样地排出来了，”他回忆道，“到那里半个小时以后，我的心理都有点承受不了那种状态。”

2023年，在玉梅被丈夫殴打致残的同一年，广州一名男子在离婚冷静期内当街杀害妻子，上海一男子强行闯入岳父母家中持刀杀害妻子。这两位受害者，当时都处于离婚程序中。

2022年3月，她在坐月子期间再次咨询律师，对方表示，诉讼离婚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到两年，孩子尚处于哺乳期，法官判离的可能性不大。更实际的选择是与对方协议离婚。

相关司法材料称，玉梅打开房门呼救时，是上午8时35分许；四川现代医院出具的报告显示，接诊时间是上午11时。这意味着，他人协助报警后，时隔两个多小时，玉梅才得到救治。而事发地距离四川现代医院武侯院区约3公里，车程仅10分钟左右。

北京是玉梅梦想开始的地方。15岁那年，她随北上打工的父母来到这里，念高中、考大学、休学创业，干服装批发。她从不足两平米的一爿小店干起，用了四年时间，开起了四家服装档口，攒下180万存款。

五天后，施暴者贺某阳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24年1月5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以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提起公诉。

2018年，她离开这座生活了十年的城市，辗转于广州、石家庄，开始做直播带货。也是在那时，贺某阳注意到玉梅，加进了她的粉丝群。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2020年7月10日，随后确立恋爱关系。交往不久后，玉梅将石家庄的店铺转让，回到离家更近的成都继续开店。2021年5月20日，她与贺某阳在民政局登记结婚。

在玉梅的自述中，贺某阳先是冲进卧室扇她的脸，而后将她拖到户外殴打。她向路过的外卖员求救，对方替她报了警，并将她送往最近的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诊断结果显示先兆性流产。但那次报警没有留下笔录，“警察过来以后，带我去他们家，当时他在房间里睡觉，他妈妈来开的门，”玉梅称，“警察都没有看到他人，就说转告你儿子不能家暴，然后就走了。”

2023年4月29日，事发后第五天，谢峰和儿子带着医院出具的初步病历和连续多日的病危通知书，再次前往派出所。成都市武侯区公安机关决定传唤贺某阳，将其刑事拘留。

杏运体育网站2023年4月24日深夜，玉梅遭到当时的丈夫贺某阳尾随，对方将她强行拖入成都市晋康街一处酒店，并在房间里对其实施殴打、踢踹。玉梅得到救治时，已是次日中午，她陷入失血性休克。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今年9月2日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小谢被殴打后致全身多发损伤，其回盲部切除术后的伤残等级为七级，其肝部分切除术后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其肾功能损害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其十二指肠破裂修补术后的伤残等级为十级。

2023年5月，四川舟达事务所律师马长均见到玉梅，那时身高不足1米52的她躺在病床上，10根引流管从不同方向穿进她的身体。

或许是为了避开车流和人流，贺某阳拖着玉梅从宾馆侧面的逃生梯下楼，来到在宾馆后门旁的小公园树林里。而呼救已经耗尽了玉梅的力气，她无法独立坐着，只能躺在地上。

她开始就离婚事宜咨询律师，得知她已处于孕晚期，律师建议她优先照顾身体，等生完孩子再做下一步打算。“很无奈，真的很无奈，那个时候想着等生了孩子我就自由了，我就可以做回我自己。”

由于长时间接触消化液和特制胶水，造口周围容易受到腐蚀刺激。洗澡前，她还要预先在腹部裹上一圈圈保鲜膜，防止水和沐浴液直接接触皮肤。尽管玉梅可以自己清洗底盘和造瘘袋，但到了定期更换的时候，她必须保持平躺状态，无法独立完成。嫂子为此放下了工作，从外地搬来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2016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家暴现状》调查表明，在中国，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2.7亿个家庭中，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

2023年4月15日，最后一次家暴发生前九天，是玉梅最接近离婚的一次。当天中午，贺某阳在砂锅店向玉梅泼去四盘滚烫的砂锅。店员报警后，玉梅在派出所坚持要求依法处理。民警再次以家庭纠纷为由劝她选择调解时，她第一次失控了。

头顶和额头两道刀伤，是2022年9月25日留下的——相关司法材料中，玉梅自述，贺某阳从驾驶座右侧掏出一把长约12厘米的户外钢刀砍向了她，当时她怀里还抱着年仅半岁的女儿。

吃不了真正的蛋糕，她还是买了个仿真模型——纯白色、顶部有珍珠装饰。吹熄蜡烛前，她闭上眼睛：一愿自己平安活着，二愿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2024年5月31日，玉梅与贺某阳离婚纠纷案开庭，在长达11个小时的庭审后，那个看守所里的男人终于不再是玉梅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法官当庭宣判离婚和抚养权归属后，玉梅轻轻抱住了身旁一名女性律师。

四川现代医院的病情证明书显示，患者入院查体时“神情恍惚，烦躁不安，贫血面容…腹部膨隆，可见腹壁大面积淤青…双肩部压痛明显，双前臂肢体大量淤青，压痛明显”，以“急性腹部闭合性损伤”收入急诊科。

“这个就是家暴的特点，他其实就是想达到对你的控制。如果一旦离婚，你跟他在法律上没有关系了，他就没办法达到控制你（的目的）了。”李莹回答。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后，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随机抽取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1073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家暴认定率仅为6%。即使是认定存在家暴的案件中，也有24%的案件判不离。

更久之前的淤青和掐痕，随着时间的推移褪去，褪成难以呈堂证供的自述。比对着手机里的日历和照片，婚后两年，她能记起细节的家暴至少有16次。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不止一次找机会逃跑过，但每一次，对方总能设法找到她。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玉梅说，2023年10月28日前后，她照常坐地铁回家，刚准备出站，就看到贺某阳在十米开外等着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她带着澎湃新闻记者去到当时的地铁站，该站有四个出口，下班高峰时人流密集，“他就在我要出入的地铁口等着我。”玉梅说，她至今仍然无法想通，贺某阳究竟是怎么一次次找到自己的。

“公权力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反家暴法》也做了很多的处置机制和救治机制，所以我们反家暴的责任部门，应该要更加及时、有效有力地去处置家庭暴力。”

正是在那时，玉梅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逼近。“那个时候就是视线很模糊，眼睛也睁不开，肚子很疼，我没有办法动。”她说，当时只能用意念不断告诉自己，“一定不能睡，眼睛千万不能闭。”

2023年9月25日，贺某阳用一把12厘米的户外钢刀砍伤了玉梅，在她头顶和额尖处留下两道疤痕，至今可见。派出所认定贺某阳家暴，开具了一份与此前内容相同的《家庭暴力告诫书》，但并未给予其治安管理处罚或刑事处罚。

直到门外走廊隐约出现脚步声和说话声，才将她重新拉回现实——这或许是唯一可以向外界求救的机会。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她借口肚子疼想上厕所，随后用尽力气支起身来，撑着床慢慢挪动。

玉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事发后确有两位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警察让我要去医院的话就先去医院。去完医院，如果还需要报警的话就到派出所去做笔录。”

父亲谢峰有高血压，却还是在年后默默找起了零工——为了给玉梅治病，他和妻子找亲戚借了10万，还了五万，还有一半要还。玉梅的母亲整夜睡不安稳，“心里好像有块大石头压着，”她对记者说。

2023年7月10日，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案件移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

2023年9月26日，贺某阳离开派出所后，玉梅没有回家。她坐上了去重庆的高铁，前往朋友家中躲避。过了不到一周，贺某阳找到了她。

那是条从胸部蔓延至肚脐下方、长达30公分的切口。除脓的时候，玉梅的父母一人一边牵住玉梅的手，好使她分散注意力。为了不让父母担心，玉梅强忍着不喊出声，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掉。

离开法大鉴定中心时，杨宁宁紧紧握着玉梅的手，以极快的语速一遍遍对玉梅重复着：“你这个案子影响着我们好多被家暴的女性，我们都在等你案子的处理结果。你一定要加油。”

“我上班，他就送我去上班。我下班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在那里等着我。他说，只要我跑或者有别的想法，他就去我单位闹，”玉梅说。

手术留下的切口在愈合时出现了感染化脓的症状。每天，医生都要用镊子将已经合拢的部分一点一点分开，插入棉签，查看流脓情况和伤口深度，最后以盐水来回冲洗。

通过网络账号发声后，玉梅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并不是孤例。她的私信栏变成了树洞，每天，都有新的信息涌入，讲述自己曾经被家暴或者目睹家暴的经历，甚至有不少受害者会征求她的建议，表达困惑和无助。

2023年4月24日深夜，玉梅回到暂住的小区，包里还装着刻有家暴证据的光盘。当天上午，她曾带着这份光盘前往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提交离婚诉讼的相关材料，柜台工作人员告诉她，因缺少男方户口信息无法办理，让她补齐资料次日再来。

“我记得很清楚，有天半夜，我亲眼看到同病房有个人离开了，”玉梅说，“第二天下午探视的时候，爸爸来看我，当时我就很想跟他说，我昨天晚上看到有人死了，我很害怕，我不想在这里，我觉得我也会死。但是因为当时插着管子，根本就说不出来话。”

玉梅坚持认为，贺某阳涉嫌故意杀人未遂。但和大多数家庭暴力事件一样，这起案件具有空间上的隐蔽性，难以取证。玉梅与律师想讨论的重点，在于案发后贺某阳是否涉嫌拖延就医。

接到贺某阳打来的电话时，玉梅的父亲谢峰（化名）还在距离成都市区400多公里外的平昌县城。对方只说了一句“爸爸，这次我打失了手”，并未如实告知玉梅的具体伤情。

这支防狼喷雾，直到最后一次家暴时，仍放在她随身携带的包里，没有拆开。“我发现等他真的对我施暴的时候，我拿什么都没有用，还没有机会掏出来，已经躺地上了。”

该案原定于2024年11月27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后通知将延期开庭审理。此前，由于认为该案性质恶劣，玉梅和律师曾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希望由该院提级审理上述案件。

根据规定，告诫书一式四联，除被告诫人和家暴受害者之外，被告诫人居住地的居（村）委会、公安机关各留存一联。上述两个机构应当进行查访，监督加害者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在办案人员的见证下，双方约定好了去民政局办理手续的时间。按照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需携带离婚协议到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三十日离婚冷静期过后，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离婚证，方可认定为生效。但刚出派出所的门，贺某阳便反悔了。

玉梅说，除第一次外，后续每次报警，她都坚持要求依法处理，但得到的答复不尽相同——你们是夫妻，夫妻和外人不一样；你们都有孩子了，要为孩子考虑。仿佛应验了贺某阳曾对她说过的话：一个女人，领了结婚证、怀孕了，就像放风筝一样，随时可以拽回来。

贺某阳身高1米78，体重75公斤，无论从体型还是力量上，她都无法与其抗衡。她想过买一把刀，放在抽屉里或枕头下，用以自保，但又考虑到有可能反被对方当作武器，最终作罢。再三权衡之下，她买了一支防狼喷雾。

但民警离开后，贺某阳并未立即送她去医院。玉梅回忆，他打电话让公司员工开来一辆私家车，上车后，他要求驾车者先去给车子加油，随后又让对方驶往办公地安排工作，“我们车子后面的左边是有一个婴儿座椅，我坐在中间，他就坐在右边，防止我推门下车。”

她结婚时，关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正式施行，从家庭暴力的范畴界定、预防、处置，到违法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都作出了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