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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菅浩栋的爷爷去世。次年，他结束了 “北漂”生活，在大同一家咖啡馆，连续写作15天，完成了一个失意青年返乡奔丧，途中种种遭遇的剧本。2021年除夕之前，他把剧本拍成电影《夜幕将至》。

多数时候，酒水助兴，对方在饭局上爽快地说“投”。看了资料后，说，投不了了，影视行业形势不好，风险太大。少数投资者还愿意再见一面，但在这类饭局上，菅浩栋颗粒无收。

菅浩栋送走一波一波坐大巴车离开河曲县的工作人员，一个人把剧组用过的军大衣泡在盆里水洗。菅彩连的小卖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丈夫蹬三轮车去拍摄的理发店拉回满满一车道具，很多小件已经找不到。3月初，菅彩连蹲在阳光下，把剧组涂成黄色的椅子，重新染回红色。

这也奠定了菅浩栋“北漂”的起始点——新人，非科班，寂寂无名。2015年夏天，他凭借拍摄《光盲》时买的一套录音设备，在网络电影中找到了录音的活儿。连续进了四个剧组，每月挣五千元，他感觉自己在北京留下来了。

《夜幕将至》中梁哲收到朋友发来的视频，他在北京公寓的东西全被扔到楼道里，那是菅浩栋回乡参加爷爷葬礼时，收到过的视频——他在燕郊租住的公寓属于违建，被房东要求立刻搬离。

多拍一天，摄影器材多花3500元，还有剧组二十几号人的住宿餐饮、劳务费，逼着菅浩栋和时间赛跑。在剧组，他什么活儿都干，搬机器、铺轨道、后期剪辑、片尾字幕，宣发用的海报，都是他一个人负责。

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有时难以调和。菅浩栋觉得，满足自我创作的内心诉求是最重要的。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穷小子贾马尔一样，他喜欢电影带来的无数可能性。

每天，他工作12小时，吃住都在矿上，穿戴几十斤重的矿工服、水靴、腰上戴的自救器，深入与地面垂直距离450多米的地底。即使戴着口罩，煤尘会吸入肺里，镜片粘上一层湿漉漉的煤粉。这份工作每月收入六千，对他来说是存钱最快的方式。

菅彩连做这些，为的是替儿子省钱。《夜幕将至》能够开机，大学学长帮菅浩栋找来三分之一的投资，父母陆续出了七八万。菅浩栋瞒着家人，网贷借了十几万。

2021年1月，《夜幕将至》在当地的公园里开机。菅彩连充当生活制片，除了男女主，其他主演有菅浩栋的父亲、姥爷和表弟，群演是村里人。

2015年，菅浩栋用做矿工攒下的五万元，拍摄出自己的第一部独立影片《光盲》。去北京做完《光盲》后期之后，他就留了下来，边写剧本找投资，边靠在网剧里做录音师，拍剧照、花絮维持生计。

学煤矿专业是父亲菅改民的决定。高一时，菅浩栋成绩不理想。菅改民执意让他转学去煤校读中专。那年头，煤矿年产量攀升,毕业不愁找不到工作。菅浩栋的父亲、爷爷都是矿工，二叔因矿难丧生。菅改民觉得，因为祖辈们没有文凭，只能在缺乏安全保障的小煤矿寻找生计，但儿子不同，中专毕业后，他能分配到国企煤矿。

菅浩栋将《光盲》视为进入影视行业的“投名状”。电影主角是老家一位盲人，早年失明，独自在太原做按摩师，老了回到村里，而村庄因为煤矿开采，已变成一座孤岛。央视纪录片《小人物的大电影》完整记录了菅浩栋从煤矿离职到导演《光盲》的经历。他和负责拍摄的编导年纪相仿，两人上大学时通过电影QQ交流群相识，又在同一个剧组做过志愿者。

但为了攒钱拍电影，毕业后，菅浩栋决定当一名矿工。2013年，他入职山西一家煤矿，成为掘进队的一员，任务是在矿井下开辟通道，用掘进机把煤尘挖出来，再用铁锹清理一遍，拿铁丝网、锚索、锚杆支护顶板和巷帮，以保证煤矿安全开采。

2022年8月，《夜幕将至》已经剪辑完成，菅浩栋去北京电影节WIP项目（制作中项目）路演。他说，这部电影没有投资人，自己借钱完成了前期拍摄。评委会主席尔冬升开玩笑说，你是山西的，你家里有煤矿是吧？

菅浩栋从北京东南四环，搬到五环通州，最后住进燕郊的自建公寓。随着不断外迁，房租越来越便宜。公寓里冬天没有暖气，只能每月两三百元烧电暖器。

路演结束，评委席边围了很多人，有新人导演主动找影视公司的制片人，只为多聊上几句。菅浩栋没有凑上前，他清楚，用自己的办法把电影拍出来才是硬道理。“如果找不到投资，就永远等着，不开拍了？”

菅浩栋退回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不是电影学院的，学的是采矿；剧本不是商业片，投资者看不到商业回报。他狠起来自己都骂，那么多优秀的导演都找不到投资，凭什么我能找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016年，斩获多项国内外奖项的独立电影《路边的野餐》，是导演毕赣的第一部长片。主要演员是他的亲戚，取景地在毕赣的老家贵州凯里，电影前期成本约20万，他在山西传媒学院读大专时的老师丁建国资助了一部分，他自筹了一部分。

但拍电影的残酷性远不止于此，菅浩栋坦言，如果没有平遥奖的百万奖金，《夜幕将至》就没有宣发费，无法上映，只能搁置在网络上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这几年，电影行业整体存在资金缺口，僧多肉少，新人导演更是处于弱势地位。菅浩栋说，很多新人导演的处女作都是用自己的钱拍出来的。

58岁的菅彩连在村里开一间小卖铺，同时揽下邮局快递的差事，每月能多挣一千多。她初中毕业，不懂什么是电影。但她和村里人都知道，“当导演烧钱，这条路不是一般人走的。”

三年后，菅浩栋带着修改了一年半的剧本《黑梦》入围海南创投和猎鹰计划创投。路演时，每个人有10分钟的陈述，再由评委点评。导演董润年建议他，先用最少的钱拍出来，相比文字，具象化的影像视听表达，更能让大家明白他的东西。评委给出的建议是，这个项目看不到商业回报，剧本也不够扎实。

《光盲》是菅浩栋毕业后的第一部片子。他一口气报了九个国内外的电影节，报名费花了三千多。2015年10月，《光盲》入围台湾南方影展的竞赛单元。豆瓣电影只留下27条评论。有人评价说，“导演真诚”；也有人说，“长镜头太多”……片子没有掀起更多涟漪。

影片结尾，梁哲站在荒野里扭头寻找着什么。有观众说，他在找手机、找流浪小狗，还有人说，他在找烟，找寺庙里求的符。菅浩栋喜欢这些不同的答案，他的解读是：“狗代表情感，手机代表现实必需品，烟为了缓解焦虑，符象征精神寄托。”

菅浩栋曾在采访中准确地记起他和导演贾樟柯的每一次偶遇。第一次在中国台湾的南方独立影展的酒店门口，他碰到贾樟柯，他不敢贸然上前打招呼，跑到公园里冷静了20分钟，告诉自己：回去的时候，如果贾樟柯还在，就上前打招呼。

菅浩栋萌生拍电影的想法，始于大一下学期，他在学校礼堂花六块钱，看了两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空军一号》。那是他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电影，好似亲眼目睹了一个贫民窟里的穷小子改写命运；“空军一号”从他面前经过，直插云霄，让他感受到了大银幕的魅力。

两年后，《夜幕将至》在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桐叶荣誉三个奖项，以及百万奖金。今年1月，影片上映，这也是35岁的菅浩栋执导的首部上映影片。

零下二十五六度的天气，她去批发市场给剧组每人买一副耳套，用暖瓶备好热水。为了二十几号人在村里拍摄能吃上一口热饭，菅彩连买了电锅、粉条、豆腐、面条，送到窑沟村的朋友家，委托朋友帮忙做两顿午饭。

他用压岁钱买了一台2000元的三星DV机，跟文学社的老师学习基础拍摄，上网自学视频剪辑。采矿专业的课程，他经常请假，反而享受每天通宵达旦剪片子。

平遥影展之后，菅浩栋签约了导演宁浩创办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交给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小说改编的山西煤矿题材的故事，今年4月，他还在写剧本大纲。

菅浩栋记得， NG29次的镜头，是梁哲从理发店门口进去，看到初恋李海鹏。他想拍出男女主从陌生到相认的状态。对于菅浩栋来说，理发店是特别的存在，他曾在2020年上半年写过一个理发师的故事。他说，人与理发师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适应的过程，也许你们刚彼此适应，你又要换一个城市，去认识新的理发师。情感涌动从适应到失去，就像梁哲回家的这一路，不断适应再失去。

四喜体育大巴车从大同长途汽车站出发，途经两处高速公路服务区，临近中午到达忻州市河曲县。换乘去往沙坪乡的中巴车，一小时的路程，与几十辆拉煤半挂车迎头相遇，驶过两侧裹着浅灰色煤灰的戈壁，空气里弥漫着煤焦油味。

贾樟柯是菅浩栋的电影启蒙人。后来，《夜幕将至》获奖，贾樟柯为他颁奖。之后，他受邀成为第七届平遥电影展的评委。但他至今没有贾樟柯的联系方式，两人也没有深度交流。

菅彩连从床上跳起来，又哭又笑。她打电话给住在煤矿上的丈夫，打给资助过儿子拍电影的妹妹、兄弟，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第二天早上，菅浩栋打来视频电话，母子俩对视几分钟，她一个劲儿地竖大拇指。

儿子获奖之前，菅彩连从没想过他能靠拍电影闯出名堂。村里有人说：“彩连疯了，浩栋也疯了。”有人说：“成天不上个班，你怎么能当导演？”

拍电影以前，菅浩栋形容自己性格内向、敏感、自卑。“学习不好，来往的人很少。”在电影里，他有诉说的欲望。《夜幕将至》主人公梁哲身上处处有他的影子：年过三十，一无所有，自卑、迷茫，每次回家“有一种逃难的感觉”。

在煤矿工作的一年多里，菅浩栋接受一切安排，派给他的脏活苦活，他都揽下来，不与人发生冲突。同一批新人中，有人坚持不下来，两个月就离开煤矿。他的出勤率名列前茅，每月上27个班次。他心想，来煤矿就是为了挣钱，挣够了就离开。2015年元旦，他带着攒下的四万多元，离开煤矿，筹拍电影《光盲》。

独立导演没有“坚持”一说。常标说，他是《光盲》的摄影指导，和菅浩栋一样是“北漂”新人导演。他们常聚在放映室，握着纸笔，沉默地看片，在深夜的北京“碰撞，思考”。不断问自己，“我要拍什么电影？怎么拍电影？”

常标遇到过主动找来的影视公司制片人，但制片人仍需找投资人。影视公司的项目研发小组会考虑商业诉求，问他“剧本愿不愿意朝这方向发展？”常标说，自己的作品不只是一件商品，如果价值属性完全不重合，只能放弃合作。

影片中看似不起眼的生活道具，多是菅彩连贡献的。理发店的戏份，她拿出小卖铺的全部洗发水和护发素。家里的被褥、板凳、柜子、衣服、鞋子，统统被搬到剧组。

疫情以后，影视市场降至冰点。“2019年有一个活儿，2020年完全没有活儿。”菅彩连担心儿子钱不够用，微信钱包凑够三五千，就转给儿子当生活费。

菅浩栋回忆，当戏拍到一半，钱已经用完。所有人都以为拍不下去，干活变得懈怠。他又找一起上过半年高中补习班的同学借了六万。更大的困难，是制片层面的，这部电影的未来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2021年2月，电影杀青，距离过年只剩一个礼拜。返乡过年的工作人员都在等菅浩栋结尾款，菅彩连找娘家亲戚凑了两万五。片尾的“众筹名单”上，大部分人姓菅，都是菅浩栋的同族。

和科班出身的导演不同，菅浩栋不纠结于某个词汇或句子，他最先考虑的是怎么能拍出来。从小看着起伏的丘陵、纵横的沟壑长大，每一步都是靠“野路子”硬闯出来。他说，他不缺创作灵感，他有很多想拍的故事。 

没有工作时，菅浩栋习惯待在出租屋里写剧本。他觉得，每天看一部电影，或是写几千字剧本，时间就没有虚度。在等待投资的焦虑中，创作是他对抗空虚和不确定性的方式。

2017年，常标拍摄处女作，一部公路爱情片，成本上百万，他自己投资三分之一，以让器材公司入股的形式借来剧组器材，才得以完成拍摄。为了省钱，他兼职摄影师。

视频中，菅浩栋留着平头，米色高领毛衣外搭黑色呢大衣，戴着黑框眼镜，手捧“最佳影片”奖杯。他弓着腰，望向台下的评委、观众，声音发涩地说：“如果这100万奖金是真的，就能把钱都还了。”台下一阵哄笑，伴随掌声响起。

但一个独立导演，终归要写自己的剧本，拍自己的电影。2016年，流行互联网电影众筹，菅浩栋给自己的剧本《红旗下的蛋》发起了众筹，故事讲述一群20岁年轻人返乡过年。众筹款最终停在五万元，远不够制片成本。

电影节创投单元，报名的作品成百上千，能够入围的作品不过二三十件。两天路演下来，菅浩栋渐渐麻木，他发现，最终能够获得创投奖金的作品凤毛麟角。即便是获奖，十几万的奖金，也无法覆盖电影的拍摄成本。

尔冬升直言，不要想着来创投找资金，创投只是提供平台，让影视行业知道这些年轻导演，让投资人知道有一个导演写了一个剧本。菅浩栋形容，找投资像经历孕育、出生、成长，有独立思维几个阶段，在电影节上路演，仅仅是孕育阶段。他再次陪跑。

朋友常标评价他，不是一个擅长找钱，张得开嘴的人。菅浩栋点头默认。在北京时，他一年参加三四个投资人的饭局。饭局上，他不是一个努力让对方敞开荷包的推销员，而是安静地坐着，有人主动问起他的电影，才会做介绍。对方感兴趣，他就发一份剧本和电影项目书过去。一个礼拜后，再去问下答复。

菅彩连的小卖铺里挂着两幅电影宣传海报，一幅是《夜幕将至》，另一幅是儿子上大学时的作品《青春无悔》。海报在灶台旁挂了近十年，但依然平整，不覆灰尘。菅彩连经常擦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