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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华人因排华法案的限制只能在唐人街活动，或者从事一些基础的体力劳动。从小喜爱踢踏舞的余金巧想要登台表演，只有一种选择——去夜总会跳风情舞。

电影之外，相遇还在继续。电影路演几乎成了一场热闹的舞会——每到一个城市，剧组主创会与当地舞团发起一场舞蹈联动。其中最让杨圆圆感动的，是在北京的一次交流活动。在影片末尾，余金巧与史蒂芬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映后，两位年轻的舞者穿着跟他们一样的服装，上台接着跳完片中未尽的舞步。此情此景令余金巧的女儿余素明(Shari)动容，她上台跟两人合影，并把母亲生前最爱的一条的蝴蝶项链送给了杨圆圆。

从青年跳到暮年，这支舞和跳舞的人都承载了更多意义。最初因为排华政策而被迫在唐人街谋生的舞者，久而久之形成了独有的亚裔文化。

“我当时对她一见钟情。”六年过去，导演杨圆圆至今难以忘记初次见到余金巧(Coby Yee)的场景，“她穿着翠绿色的戏服，看起来既有中式风格，又有摩洛哥、牛仔的特色。后来我才知道这衣服是她自己设计的。”

戏里与戏外，过去和现在，就这样巧妙地交叠。出现在电影首映式上的这些“银龄”舞者也是电影里的演员。她们中有些人曾在美国唐人街夜总会名噪一时，有些是退休后从零开始学习跳舞。几十年过去，她们聚在一起组成“都板街舞团”，回到唐人街做慈善演出。她们一路从美国跳到古巴，再到中国，其间认识了不少同为华人又喜爱跳舞的朋友。导演杨圆圆将她们的故事拍成电影，并在电影首映式当天接受《中国新闻》报记者专访。在她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老年舞团的励志故事，更多的是海外华人彼此连接、文化寻根的故事。

设计戏服的灵感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初到美国时，母亲经常听粤剧，回味乡音。余金巧从小耳濡目染，把粤剧戏服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服装设计中。

“拍这部电影不仅是记录我们(舞者们)之间的故事，也是我们与你们的故事。”余金巧的伴侣史蒂芬对着镜头外的杨圆圆有些哽咽地说道。

余金巧曾是旧金山唐人街夜总会出了名的舞者，当时的报纸称她为“China’s Most Daring Dancing Doll(最大胆的中国舞蹈女孩)”，她也是电影《女人世界》中的主角。2018年，都板街舞团的创始人方美仙(Cynthia Fang)向杨圆圆介绍余金巧时说：“这是我们舞团的legend(传奇)，她92岁了。”

唐人街“黄柳霜”们的故事，是杨圆圆意料之外的相遇。而之后更多美好的相遇，正如余金巧和史蒂芬携手共舞时，背景音乐的那句歌词：“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我们舞得恰到好处。”(完)(《中国新闻》报 作者 程小路 宋珂欣 报道)

更早之前，华裔女性就已经在舞台上争取空间，用专业表现走到聚光灯下，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美国好莱坞的华裔女演员黄柳霜。“在一个时代的困境下，她只能出演很多带有东方刻板印象的角色。其实她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比如抗日时期为中国人募捐等等，但这一部分被忽视了。”杨圆圆说。她决定去打捞更多被遗忘的“黄柳霜”们的故事，这也是她拍摄制作电影《女人世界》的初衷。

“I am first Chinese,then American(我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美国人)”，余金巧总会这样说。父母从广东台山移民到美国，她在美国出生、长大，几乎不会说中文。但如果有人问起她的祖籍，她会用粤语回答“广东台山荻海镇”，并报上自己的中文名“余金巧”。这是父亲反复叮嘱她的，“不要忘了自己是谁，不要忘了你从哪里来”。

余金巧想：“既然你们喜欢看我露大腿，我就多穿几层衣服。”她自己设计服装，形成了糅合粤剧戏服、摩洛哥风格等不同东西方元素的独特造型。从远处看，上半身像“凤冠霞帔”，下半身是开衩的飘逸长裙，服装整体色彩艳丽，难以界定是什么风格，但多种不同元素结合得恰如其分。

2020年8月，余金巧给杨圆圆发来一封邮件，给她看自己和史蒂芬在家中小院跳舞的视频。一周后，余金巧因病离世，“天鹅之舞”落幕了。

乍一看，来自古巴和美国的表演者完完全全是“两路人”：一个演粤剧，一个跳摇摆舞；一个说西班牙语，一个说英语。但当她们聚在一起，用粤语唱出儿时听过的歌谣《茉莉花》、数出从一到十的数字时，杨圆圆觉得“电影的调定了”。

其实片名本身也是一种致敬。1939年，美籍华裔女导演伍锦霞拍摄了一部由华人女性出演、讲述不同女性处境的电影，就叫《女人世界》。当杨圆圆看到这个资料时，老电影的胶片已经遗失，伍锦霞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忘。杨圆圆决定，以此为片名，来纪念那段不该被遗忘的过去。

博乐学官方网站“Chinatown，my Chinatown，when the lights are low……”深秋的北京已有冷意，但电影厅内气氛火热。11月5日，在电影《女人世界》的首映式上，一群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的华裔女性舞者身着白色流苏裙走到幕布前，复现20世纪40年代美国唐人街兴盛一时的摇摆舞。

古巴之行就是在“银龄”舞者们“想做什么都可以”的氛围中促成的。杨圆圆了解到，在古巴哈瓦那，还有华人群体依然在表演。舞团成员听到这个她们儿时就熟悉的名字，都很兴奋：“圆圆你带我们一起去吧！”电影拍着拍着，就变成了旅游。

“当我看到两地产生这种文化的碰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刻，这部电影不光是关于一个华人移民群体，而是一群人的相遇。”杨圆圆说。

影片上映后引起广泛关注，豆瓣评分高达8.5分。一个女孩专程从苏州跑到上海，把自己写的信交给杨圆圆，信封上贴着一只蓝绿相间的蝴蝶。还有一个男孩说自己是海外华人的第五代，目前在上海读书，他之前一直想记录自己的家族史，看完这部电影后更有动力了。

联络古巴的华人表演团体并非易事，当地的唐人街舞台已经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时，杨圆圆的好友、美籍华人摄影师刘博智帮了忙——他长期关注海外底层华人群体，曾帮助古巴的华人回中国寻亲，而那几位古巴华人正是杨圆圆要寻找的粤剧花旦。

“迈入暮年意味着不断失去。”杨圆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失去青春、容貌、健康的身体，甚至是朋友和家人。”但暮年的另一面是不再顾忌、放手去做。有舞团里的成员跟杨圆圆说：“我现在没有谋生的担忧和照顾家庭的责任，想做什么都可以，暮年是人生的‘第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