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智多杰：萨迦寺位于中国西藏日喀则市的古城萨迦县，地处仲曲河南北两岸，由萨迦北寺和萨迦南寺两大部分建筑群组成，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祖寺，萨迦派创始人昆·贡觉杰布于1073年修建。萨迦是藏语，意为灰白土。有别于其他藏传佛教寺庙外墙的红、白、黄色，萨迦寺的外墙由红、白、藏青三色组成，藏青褪色后呈现深灰。1244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成吉思汗孙子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盟”。从此，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萨迦寺一度成为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敦煌莫高窟和萨迦寺都是中华民族璀璨的文物宝库，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时间延续上，敦煌莫高窟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前后延续约千年，萨迦寺创建至今也有近千年历史；文化接续上，萨迦寺承前启后，延续了敦煌莫高窟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上，敦煌莫高窟“沉睡”了800多年后被世人发现，而萨迦寺则在地上，在高原人民的保护和传承下璀璨了近800年。

此外，“白海螺”作为萨迦寺的镇寺之宝之一，不仅历史久远，还展现了中国与南亚的密切关系。据说，这只白海螺是佛祖释迦牟尼讲经时使用的法号，后从印度辗转传入中国。因元世祖忽必烈欣赏八思巴，曾对他有过三次大的赏赐，其中一次便把这只白海螺赐予他，藏传佛教信徒十分珍视这只法号，一直将其珍藏于萨迦寺。

壁画墙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宗教、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以佛经、教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昆氏家庭史、萨迦史、山水景观、花卉瑞兽、装饰图案等为内容。其中，以八思巴会见忽必烈、萨迦寺建设场面等最为珍贵，是萨迦寺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壁画。从这些珍贵的绘画艺术中，也能发现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交流频繁。

项智多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萨迦寺承载着中华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烙印。该寺文物甚多，大致可概括为“四大墙”，分别为经书墙、瓷器墙、壁画墙和佛像墙。

经书墙主要有《甘珠尔》《丹珠尔》等，仅主殿内就藏有上万部元代和元代以前的佛教经典。八思巴执政时期，征集全藏的艺术家和缮写家，用古藏文以金汁、银汁、朱砂或墨汁手写完成经书，多数为绝代精品。其中有被誉为世界造纸之最和经书之最的“布德加隆玛”大藏经，还有一部明永乐时期的《华严经》。萨迦寺收藏的手抄本和印本书中既有汉、藏、蒙、梵文等各种民族文字的写本，也有蕴含各民族深厚文化内涵的书籍。

1288年，南宋第七位皇帝赵显在萨迦寺出家，法名为合尊曲吉仁钦，“合”指皇帝，“尊”指僧人，“曲吉仁钦”意为法宝，法名意为皇家僧人法宝。他潜心学习藏文，研究佛法。经过多年苦读，通晓藏、梵文，贯通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其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问世，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赵显在西藏与当地僧俗信众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将内地的汉文化带到西藏，并将其在西藏生活的信息带到祖国内地。此事说明了早在宋、元朝代更替之际，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融入了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大格局之中，还在经济文化上进一步加强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

项智多杰，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藏研究》藏文版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委会第四届常务理事，曾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从事藏传因明与藏传佛教思想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玄奘译著《正理门论》藏译及研究”(优秀)和“拉喇嘛益希沃传翻译与研究”。出版《藏传因明逻辑思维新探》《桑普寺历史文化及其现状研究》《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概论》等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论藏传因明中的辩证思维》《对因明正理门论是否传于西藏的几点质疑》等学术论文40余篇，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10余次。

基于多年数字化工作积淀，敦煌研究院通过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建立起数字化档案。而萨迦寺作为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需要加强数字化保护工作。在确保寺内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数字化建设、建立文物数字档案，可为今后的保护、研究奠定基础，也能让更多研究人员和游客一睹文物风采，并进行相关文物研究。通过数字化建设，萨迦寺与敦煌也能更好地“联动”，使保护与利用变得更为有效。(完)

瓷器墙多为元、明、清时期的瓷器，也有少量宋瓷，“高足五彩鸳鸯碗”是其中最珍贵的孤品。这些文物大部分是元、明、清历代皇帝赐给萨迦官员的礼品。

项智多杰：2002年6月启动、由国家投资8660万元人民币的萨迦寺维修工程竣工后，萨迦寺文物和典籍均得到有效保护。随着时代发展，要在坚持保护为主的第一原则基础上，在做好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的同时，合理利用宝贵资源，加强文物研究，深入挖掘萨迦寺内文物所蕴含的深厚价值，让文物活起来，不断丰富社会文化滋养。

leyu乐鱼官方入口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西藏古城萨迦县内，拥有950年历史的萨迦寺矗立在仲曲河南北两岸。其外观独特，内有乾坤，素来被学界誉为“雪域敦煌”“第二敦煌”。近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藏文版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项智多杰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解其中奥妙。

随后，在元朝中央政府任命萨迦派官员管理西藏地方的100多年中，萨迦寺从祖国内地和西藏各地聚集了大量珍贵文物。例如元代中央政府给萨迦地方官员的封诰、印鉴、冠戴、服饰；元代将军所佩带的刀剑和盔甲；八思巴任法王掌管西藏地方和佛教事务时，集中西藏地区的书写家抄写的佛经、世上最稀有的贝叶经书，以及有关历史、宗教文化、哲学、医药、戏剧、诗歌、故事、天文历算、名人传记、藏文文法等方面的书籍四万多部；还有元明清时期的瓷器、壁画、佛像。同时，该寺书库内还珍藏着大量重要文献资料。故此，人们把萨迦寺与敦煌相媲美，将其誉为“第二敦煌”或“雪域敦煌”。

尤其是主殿内最粗的柱子，与元朝皇帝忽必烈有关。大殿中央四根大柱子中，最粗的那根叫“忽必烈皇帝柱”，又叫“加那思钦噶瓦”，意为汉地金宝柱子，相传是忽必烈赠送。萨迦派在短短十几年里，凭借忽必烈的支持，成为后藏地区最有权力的派系。就连元朝的驻军，都奉命从陈塘沟搬运巨木参与建设，萨迦寺也因此成为西藏当时最巍峨的寺院建筑。

佛像墙主要包括主殿内供奉的不可移动的七尊大佛像，以及其他数千尊佛像。其中大部分年代久远，有金银及鎏金佛像，不少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其中还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铜佛数十尊，有贡布古如、文殊菩萨、玉卡姆度母佛像等四件珍奇的宝物。

项智多杰：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佛教从祖国内地和南亚传入青藏高原后，与当地自然环境、原始苯教、人文民俗、政治社会相融合，其内涵在多民族的广泛交流中不断丰富。

从元代起，藏传佛教得到健康发展。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支持下，萨迦仲曲河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萨迦南寺。这座寺庙兴建时，从祖国内地找来很多汉族、蒙古族工匠，在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下，这座宏伟的建筑得以诞生。因此，萨迦寺融合了藏、蒙、汉风格的长处，是各民族建筑艺术合璧的象征。

总之，历史上的萨迦寺，是祖国内地和西藏地方通往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地。萨迦寺所藏文物，体现了中华文化是在自古以来的各区域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形成的，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特质。萨迦寺所收藏的文物和典籍浩如烟海，无论是从留存至今的藏书数量来看，还是从文物价值来看，都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化互通的历史事实。“四大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遗产，体现了汉藏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