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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医院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以较为典型的“颈椎关节强硬”为例，在2010年8月至2014年8月期间，浙江省中医院诊断的颈椎关节强硬患者男性平均年龄为38.2岁，女性为39.5岁；2020年8月至2024年8月期间，浙江省中医院诊断的颈椎关节强硬患者男性平均年龄为32.3岁，女性为32.6岁。手机迅猛发展的十余年区间里，颈椎关节强硬患者或者说颈椎疾病年轻化趋势明显，男女分别下降了约5.9岁和6.9岁。

“技术在全方位入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开始因为这些技术变得有点‘失控’了。”科技社会学博士李子在音频节目《失控年代的生活重建法：技术与人30讲》中这样说道。

“ios的屏幕使用时间显示近期日均4小时26分，我一直知道自己是低头族，但颈椎病发病难受的时候，才发现已经不是低头族那么简单了。”80后的泰明，是一位自媒体工作者，因工作需要，会经常使用短视频APP。往往打开用完后，却又不知不觉开始刷短视频，“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戒不掉。”

事件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一些人共情斯蒂芬·肖尔，理解这种不被尊重的感觉；还有人开始自省——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似乎侵吞了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

ag九游会国际官网近日，国际摄影大师、世界著名当代摄影艺术家斯蒂芬·肖尔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讲座时，由于“台下很多人从始至终都在低头看手机”，斯蒂芬·肖尔中断演讲，继而离席。

在杭州工作的卓清（化名），如今特想回到仅有通讯功能的手机时代，人们有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结伴爬山、游湖融入大自然，或是一起逛街、桌游，甚至到清吧小聚聊聊近况。但是现在，大家都活在手机网络世界里。

目前，浙江省中医院推拿科接诊的患者中，70%-80%的颈痛患者集中在20岁-40岁年龄段，“颈痛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中小学生的青少年群体就诊数也在逐步攀升。”

后来，他又特地买了号称“防低头神器”的护颈套，但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就被他搁置一旁，“它不像那种医用的，可以把力卸在肩膀上，这个护颈套重量基本吃在下巴下面，挺难受。”

现代人因沉迷手机而“失控”的后果，不仅仅是一场戛然而止的讲座，更易感的，往往是僵硬的脖颈、退步的视力、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和逐渐无法适应的“线下”生活。

杜红根称，大家对于颈痛过于轻视。“颈椎病严重时，上可伴有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下可影响胸椎、腰椎、骨盆，更严重者还会引起双下肢不稳，内科方面也可能引起血压偏高等症状。”

90后陈琳（化名）就是一名资深“低头族”。平均每天，陈琳使用手机的时间超10个小时，除了必要的工作社交外，刷短视频占用了她大量时间，“一开始想着就当娱乐放松，后来逐渐发现自己干什么事情，都要手机在身边放点声音才行。”

任志斌则希望，他的患者能放下手机，多出去走走，参加集体活动，报名几个兴趣爱好班，或者CityWalk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广泛的兴趣爱好和良好的社交其实能非常好地改善手机成瘾的问题。”

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代iPhone，标志着智能手机时代正式拉开帷幕。而后手机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大数据和算法让手机功能更强大的同时，也“绑架”了人们的注意力。

多年来，泰明一直受颈椎病和腱鞘炎困扰，“脖子受风就容易犯颈椎病，头晕、疼痛是最明显的症状。”泰明曾尝试通过中医推拿治疗，但因为工作生活需要，电脑手机离不了身，颈椎使用强度远远大于治疗带来的效果。

李子援引哲学家唐纳·哈拉维使用的“后人类”概念，来描述人和技术之间的共存关系。“未来向哪个方向走，我们都没有办法抛弃技术，因为我们已经被技术所深刻地改变了。”她认为，不管是技术带来的积极的一面，还是产生的消极后果，都需要我们去消化，用综合的、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去展望一个互相支持、共同进化的未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十余年后，出现了升级版的“手机引力”概念，其特指智能手机对于人们的强烈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往往会导致人们过度依赖手机，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方面。

“精神科诊断标准中，有一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概念，对作为移动网络设备的手机成瘾，其实也可以理解是一种‘网络成瘾’。”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任志斌看来，手机成瘾这个行为更日常，也更隐蔽。

因为总是低头看手机，有一阵子，卓清感觉脖子不舒服。一次抬头缓解不适时，她看到窗外橙光漫天的夕阳，“太漂亮了，但我周围的人都在看手机，大家都错过了美景。”

2012年左右，“低头族”概念开始流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低头看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设备的人群，开始被冠以“低头族”的称呼。

事实上，问题早已被关注到。其中，针对“低头族”的立法规制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在浙江温州，2019年开始实施的《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禁止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道路时低头看手机、嬉戏等，违反者处警告或10元罚款。紧跟着，嘉兴、台州、杭州和宁波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类似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企图通过立法让人们能脱离“手机引力”。

当下，手机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所以任志斌非常担忧，“大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手机成瘾问题已刻不容缓。”在任志斌接诊案例中，曾遇到两例因手机成瘾导致的极端案例：发生砸坏家里物品和自残的情况。

“技术在全方位入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开始因为这些技术变得有点‘失控’了。”科技社会学博士李子在音频节目《失控年代的生活重建法：技术与人30讲》说道，她认可手机应用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足不出户点外卖，动动手指逛淘宝，刷刷社交媒体就能看到在地球另外一端的朋友。但这些交互，似乎并不会完全地变成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感的提高。

在任志斌所在的科室，因手机成瘾问题来就诊的患者占60%至70%，他们主要表现为情绪不稳定和社会功能受损。任志斌会用酒瘾类比手机成瘾，“因为有瘾，就需要戒断，手机戒断其实也和戒酒一样，会感觉身上不舒服，头晕、胸闷、心慌等躯体化症状，成人会感觉精神上不适，儿童青少年则会表现为暴躁发脾气。”

而在近几年里，手机不离身的情况更甚，陈琳每天晚上都得要让手机播放视频或有声读物才能入睡。虽然陈琳意识到自己或许已经手机成瘾，但她发现不管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手机早已不可或缺，“工作要用手机，和朋友联系，消费都离不开，也就谈不上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