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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进一步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积极运用多学科方法与手段，对中国文化遗存、当地文化遗存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文化遗存展开分析、研究与保护工作，共同促进各自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发展。

我们在“一带一路”考古中关注宫廷与地方、宫廷与海外关联等不同层级的研究，旨在进一步揭示国家政治文化，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表现形式和性质内涵。同时，重视外来文化因素对中国经济、技术、生活等的促进和变革。

这次调查的遗存中，最具特色的是岩画和铭刻遗迹，时代较为集中。这些岩画和铭刻不但标识出丝路上的交通节点和城市，也反映不同时期丝路沿线各文明宗教信仰的变化。个别岩画还表现出明显的打破、叠绘现象，图案风格与绘制工艺也有明显差别，表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岩画传统，展现出中亚地区文明的多样性。

此外，我们还与肯尼亚基西大学合作，对该国东部沿海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拉穆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标本进行了初步整理。由清真寺建筑及进口陶瓷器的特点，可大致勾勒出斯瓦希里文化贸易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而斯瓦希里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衰落的过程，以及在环印度洋贸易视野下斯瓦希里文化的历时性演进等，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今后合作开展肯尼亚考古的重要方向。

中外合作考古，是充分展现中国科技考古日新月异发展的良机。我们在与印度、阿联酋的合作考古中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建立了遗存标本的数据库，有力促进了当地考古资料信息的采集、提取、解析和研究水平，成为“走出去”考古初显成效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与外方深入交流的一个重要契合点。

2019年和2024年，我们在阿联酋朱尔法遗址区的阿尔努杜德和阿尔马塔夫遗址分别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还对朱尔法遗址区进行了地面踏查，采集大量瓷器标本，经科技检测和数据分析，对该遗址区的中国陶瓷特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徐海峰：在故宫博物院开放、交流、合作的学术大背景下，我们邀请国(境)外相关学者参与紫禁城、陶瓷窑址、明代都城等田野考古、文物保护等工作，促进外国考古人员对中国田野考古方法与科技考古手段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以国际学术活动、互办展览等形式，及时分享与传播中外合作考古成果。

徐海峰：故宫考古学者与国内多家考古机构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相关遗产地点进行了实地踏查和详细记录。

徐海峰，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夏商周三代考古、建筑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等，自1993年以来主持和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河北雄安新区、紫禁城、安徽凤阳明中都、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等30余项考古发掘项目，先后赴美国、韩国、希腊、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开展学术交流。发表或主编有《高庄汉墓》《故宫考古文集》(一)、《故宫考古报告集》(一)、《太行山东麓北部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述论》《滦河流域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等。

中新社记者：2014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故宫近年来也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过相关考古，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故宫博物院在印度、阿联酋、肯尼亚等国开展合作考古，以比较的视野、融合的路径，促进各自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发展，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视角，提升丝绸之路考古的国际表达能力，同时也在积极参与中亚合作考古。

年会娱乐游戏节目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不仅有独特藏品和特色展陈，近年来还持续推动考古“走出去”，在海外引发持续关注。印度帕特南遗址、阿联酋朱尔法遗址区、肯尼亚东部沿海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这些著名遗址的考古现场，都留下了故宫人的足迹。

另一个合作考古地点是印度奎隆港口遗址，出水的中国文物有瓷器和铜钱两大类。经我们初步整理，瓷器残片有五百余件，可分为青瓷、青釉釉下褐彩、褐釉、白釉、黑釉及青白瓷等品种，瓷器年代约在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间，以龙泉青瓷、福建磁灶窑产品最多，体现了宋元时期浙江、福建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作为明清两代之宫城，紫禁城空间形态、功能配置、礼仪陈设等，是国家礼仪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物化载体；而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典藏，则是中华文化“器以藏礼”“器以载道”的集中体现。

2014年以来，故宫博物院考古学者以环印度洋贸易的视角，以中国外销瓷为切入点，在多国开展中外合作考古。以考古为桥，故宫博物院如何体现自身特色，擦亮“宫”字号？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研究馆员徐海峰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答。

故宫博物院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作为中外合作考古的一大重点。2014年以来，我们以环印度洋贸易的视角，以中国外销瓷为切入点，从中国外销瓷对世界经济社会的影响、国际贸易经济对中国瓷器产地的拓展及生产方式之影响角度，确立研究思路与工作目标。

徐海峰：例如，印度帕特南遗址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开展考古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时代集中于明万历时期至清末期，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种为主，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以中国瓷器产品为主的贸易高峰期。

在我看来，以考古为桥梁，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基因，不断加深不同文化人群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同时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世界文明体系下更有助于反观和理解我们自身的文明。在中外合作考古的进程中，作出故宫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擦亮“宫”字号。(完)

徐海峰：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力量，宫廷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直接推动了中西交通开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皇权对御用瓷器的控制与管理，主导和影响着外销瓷的生产、运输、流通、使用、传播等全产业链。因此，深入研究御用瓷器，方可更好地理解和阐明以瓷器为主要交流实证的作用和意义。

考古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陶瓷器输入该地区的时间，可分为元代至明早期、明中晚期至清早期两个大的阶段。无论是遗址出土还是地面采集的中国陶瓷器，器型器类都与时代特征相符，尤其是地面采集的明早期龙泉官样青瓷和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是明朝官方与该地区交往的珍贵实物证据。

从中国瓷器的出土状况及帕特南遗址的规模来看，该遗址并非主要港口，却是深入认识科钦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航线和节点的重要材料。

中新社记者：“走出去”的同时，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工作在“请进来”方面有什么合作？如何看待“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