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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杜：从我父母的角度，他们只是希望我周游世界，我多多去学习，因为他们是那种非常国际化的人。但是，我自己是想造福百姓，因为我非常实际，不是所有人在喀麦隆甚至在非洲有那么个机会。所以你有机会上学，你有机会出国，你得非常认真、得努力学习然后去造福百姓，去回报社会，甚至帮助我的国家。

记者：因为刚才你一直在讲想看到中国是怎么脱贫，中国的脱贫经验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你把你在中国看到的怎么脱贫，带回去看看对自己国家，或者说对非洲更多国家有没有帮助？

门杜：它修得非常快，而且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我们看得着的、摸得着的，包括现在最新的中国在给喀麦隆建一个我们新的议会大厅，很快就要落实，很快就要修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好奇，我想过来中国了解它的根。

除了花茂村，门杜还去过山西兴县的沙壕村。2021年7月，包括门杜在内的非洲13国青年在山西兴县沙壕村，深入田间，与村民互动交流，通过体验当“第一书记”等，学习脱贫攻坚等基层治理经验。

门杜：我们非洲一直以来还是靠西方媒体去了解世界，但是现在已经有转变了，不一样了，你能够看到当今的中非合作论坛，应该是奇迹，因为现在就是全非洲都来了，所以我们越来越看重中国，那为什么呢？

新万博在线体育9月4日至9月6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这几天，生活在北京的喀麦隆小伙门杜也忙碌了起来。9月4日接受《面对面》记者采访时，他刚刚完成对喀麦隆代表团的接待工作。

门杜：因为当年我在了解甘肃和贵州的时候，我看有一个易地扶贫搬迁，而且刚好那年是做易地扶贫搬迁。所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了解，因为发展和脱贫攻坚是我的主线。

门杜：我去了一共70所基层学校，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当我把真实的非洲跟他们讲，原来非洲也有这个，我说对啊，是有的，他们也会非常乐意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门杜随即报名一所当地的孔子学院，从学中文开始，了解这个素未谋面却又“到处可见”的国家。入学六个月后，门杜以全国第一的优异成绩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获得了五级证书。

作为非洲青年代表，门杜此次的任务是协助喀麦隆代表团提供相关的服务。从2015年来到中国读书至今，门杜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九年的时间。从当初对中国一无所知甚至有一些误读和误解，今天的门杜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他是中非青年联合会联合创始人、非洲青年驻华代表团团长，并荣登“2023年联合国100名全球最具影响力非洲后裔名人榜”。

门杜：当然有帮助，但是谈不了是说要复制粘贴，但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参考意义。因为从中国的视角的话，它有好几个做法，第一，它的对口帮扶，这非常有价值。

博士毕业后，门杜并没有马上回国。2023年9月，他加入中非民间商会，担任中非民间商会的国际交流部副主任。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门杜看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变化验证了他多年的思考，其中也有他的一份贡献。

花茂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由于部分村民原来居住的山区不仅偏僻，而且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当地的政府对这部分村民实施了易地搬迁。之后，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到了2019年，花茂村实现了整体脱贫。2021年，花茂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1万元，比2012年增加2倍以上，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门杜：我想我主要的职责目前是帮喀麦隆脱贫，摆脱贫困，就像中国那样。我去了那么多的基层乡村，他们现在过上好日子了，包括现在讲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所以我也是希望喀麦隆也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有现在西方媒体在抹黑，但是我们能够看出结果，我们能够看出、摸得着，从宏观就是一些大项目，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坦赞铁路，甚至在喀麦隆，我们的克里比深水港，已经有非常具体的，我们老百姓能感受到的、能够收获，所以这样的做事风格，再多的媒体肯定也抵不掉。还有我刚刚列出来这些大项目的话，这也是解决了非洲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就是今年的就业问题。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西南濒临几内亚湾，经济中农业所占比重较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2013年，门杜结束德国留学生涯，回到喀麦隆。当时，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刚刚提出不久。

在北大，门杜一待就是七年，先攻语言，再读硕士、博士。完成学业的同时，门杜经常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结识中国朋友，见证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2017年10月，门杜选择了贵州省遵义市花茂村，作为其探索中国实施脱贫攻坚规划的第一站。

门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实的信息可以影响到双方对彼此的理解，这个很重要。因为合作伙伴是个朋友、是个兄弟，你但凡对他有偏见的话，那肯定是合作不来，你可能会往贬义去想，可能你会忽略到他所做出来的贡献。

门杜：没错，自己去体会、去发现真实的情况。借助青年对话，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这么一个方式，再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再包括鼓励比如说中非双方媒体有更加紧密的合作。包括非洲那边的一些媒体人来中国培训，包括中国这边去非洲去交流，因为我还是认为中非双方相关的叙事，必须由双方来写，就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关键词，都不是非洲出的，比如说“债务陷阱”。如果你看在非洲许多国家的债务指数，中国只占一点点，那何来“债务陷阱”一说？所以，像这些个叙事是我们中非双方必须得亲自去写，而不是说第三方给我们界定一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