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任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等多项课题，著有《公羊学思想史研究》，校点《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传》《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等古籍，发表论文数十篇。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既是人与人相处的原则，也是群体与群体相处的原则，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倡导的是互尊互信、友好合作的交往之道。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和权利得到尊重，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不会受到歧视和排斥。在这样的世界，人人生活在和平之中，各国和平共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共谋和平发展。

郑任钊：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五千多年思想的传承与经验的积累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全面促进人权发展进步，构建中国人权话语，深度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全球人权事业作出中国贡献，必然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与资源，汲取历史经验，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郑任钊：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人权”一词，却有着丰富的与“人权”相关的理念。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的梳理，可以清晰看到，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追求平等与公正，追求和平与和谐，是中国古代“人权”理念最为显著的特征。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体现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因。“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国古代对统治阶层的责任要求，要求尊重并保障民众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其中蕴含了重民敬民、爱民恤民、保民安民、裕民富民等观念。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和原则。“富民厚生”强调必须正视民众对利和富的追求，“义利兼顾”表明在社会活动中既重视道义公义，又重视个人利益。也就是说，既保障民众正常财富的获得和保有，同时又要防范私利对社会公义的侵害和破坏。中国人对“富民厚生”的最终追求是共同富裕。《荀子·富国》提出“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并将其作为“国计之极”。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必须建立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礼记·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国人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并将个人修养与家庭伦理扩展为心怀家国天下、以国家和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将追求国家利益与社会整体和谐作为实现个体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国家又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坚强保障。

郑任钊：中华典籍中蕴含的“人权”理念，既有中国与西方共通的内容，也有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特性的思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重大挑战，如何促进和平与发展，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典籍中有无尽的智慧与启示可以挖掘。

郑任钊：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元素，首先说到的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下为公”和“大同”均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是儒家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具象展示，具有追求平等、追求公平公正、保障民众生活的思想因素。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大一统”一词始出《春秋公羊传》，其深层的要求就是安天下之民。“大一统”带来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生产的兴盛、人口的繁衍、财富的积累、民族的交融、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社会安定、民族和谐是实现各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

电玩城游戏大厅电脑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中蕴含了大量与人权相关的理念，可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权之路提供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启示。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郑任钊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进行思想与历史的阐释，揭示其中蕴含的人权理念。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刚在北京落幕，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向学者们提出了“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的希望。中华古代典籍是古典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与历史智慧，数千年来照亮了中华文明饱经风雨却始终生生不息、愈发壮大的历程，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星空。中华典籍不仅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更要面向当下、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深入挖掘中华典籍中蕴含的“人权”理念，不仅对构建中国人权话语及全球人权事业有重大意义，对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亦有着重大意义。(完)

“民为邦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原则。先秦以降历代思想家大多认同“民为邦本”，如《孟子·尽心下》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牧民》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左传·哀公元年》的“视民如伤”、《孟子·梁惠王上》的“省刑罚，薄税敛”、《论语·学而》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都体现了爱民恤民，重视民众生命，体恤民众疾苦的思想。《墨子·兼爱下》的“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强调要给民众提供维持生活生产的基本保障；《尚书·皋陶谟》的“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淮南子·诠言训》“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则要求惠民富民，只有做到惠民富民才能真正实现保民安民。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渗透在古代诸多经典之中，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环境权益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人们的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协调、和谐共生。

《礼记·礼运》中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关注普遍的社会保障；“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关注特定人群的基本权利。中华典籍中关注和扶助特定群体的主张很多，如《尚书·盘庚》“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尚书·无逸》“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等。汉武帝还曾派遣大臣“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这些既有对人格的尊重，也有施以救济的措施，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鲜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