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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离开家，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我们为了梦想而奋斗，为了生活而奔波，我们成为了别人的依靠，却往往忽略了始终在原地等待我们的人——父母。

“我们挺好的。”“你工作那么忙，不用经常回来。”“我们钱够花，你一个人要好好吃饭。”这些话语，你是否似曾相识？又是否真的“言听计从”？其实老人们内心究竟有多希望子女能常回家看看？

他们默默地付出着，为我们操碎了心。他们担心我们的身体，关心我们的工作，挂念着我们的点点滴滴。而我们却常常忘记，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有过梦想和追求。如今，他们只希望我们能够常回家看看。

古语道，“父母在，不远游”。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离开家到远方的城市上学、工作，“回家看看”对于儿女来说，很多时候只能是“一声苦叹”。

78m威九国际10月8日上午，山东淄博一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敲诈勒索案再审改判无罪。2021年3月，被告人路某某当场捉奸后收妻子情夫约2.5万元“补偿费”，后路某某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六个月。历经三年半的曲折，路某某生活、工作均遭到严重打击，如今终获无罪。在引起大众关注的同时，这起案件再次引发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敲诈勒索罪的探讨。据刑事律师介绍，近年来，“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如果处理不当，被侵权一方有可能遭到侵权者“反将一军”，被诉敲诈勒索，“有理的事也会变成没理的事。”多位刑法学界、业界人士也曾公开表示，司法实践中，敲诈勒索罪存在不当被扩大适用的情况。 那么，维权和犯罪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在主张权利时规避法律风险？律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桩错案据司法文书，2021年3月，路某某发现妻子张某和情夫刘某某在淄博一家酒店房间内偷情。他用手机拍摄了两人在床上的裸体视频，并对二人拳打脚踢，当日，路某某收取了妻子情夫“补偿款”约2.5万元。事发一周后，情夫报警，路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路某某被羁押期间，其家人退赔刘某某损失并取得谅解。 2021年11月、2022年3月，该案两审判决路某某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路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向他人索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路某某服刑期满后，持续进行申诉。2022年12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路某某的申诉，路某某继续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2023年6月，山东高院认为，原判决、原裁定部分事实不清楚，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决定由淄博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今年1月16日，该案在淄博中院开庭再审。 10月8日，淄博中院出具的再审判决书显示，刘某某明知路某某之妻张某已经结婚，仍与张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该案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刘某某为弥补过错，主动提出给予路某某补偿，路某某在二人协商过程中虽有言语施压，但经二人多次协商后最终接受涉案数额款项，并非出于非法占有刘某某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历经三轮审判后路某某最终被宣告无罪，但他早已服完刑期，其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案发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儿子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将申请国家赔偿。 “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路某某一案让敲诈勒索罪再次进入公共视野。上一次敲诈勒索罪引发舆论热议，是陈某琳敲诈勒索演员吴某某5100万元（其中3700万元未遂）一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以及华为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被起诉敲诈勒索，被羁押251天后因不符合起诉条件免于起诉。 北京华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校逢介绍，近年来“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常见情形包括情侣分手女方索要“青春损失费”、员工离职向企业讨薪、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向商家索赔等。当事双方在侵权与索赔的民事纠纷中协商不成，或口头达成赔偿约定后，侵权一方反悔，称自己被对方威胁恐吓，选择报警，继而案发。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庄绪龙解释，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同时符合主客观两个要件：客观上，行为人必须采取要挟、威胁或恐吓行为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交付财物；主观上，行为人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对于敲诈勒索的规定很简单，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构罪变得很疑难。”刘校逢表示，难点在于界定什么是威胁、恐吓，以及与维权行为的界限在哪里。 “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的权利基础，并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维权，就不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刘校逢告诉新京报记者，比如，路某某因为婚姻被他人破坏收取补偿款、员工离职向企业讨薪、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向商家索赔，上述情况都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如果行为人在维权时采取了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非法手段，有可能会构成其他犯罪。 201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庄绪龙认为，路某某一案中，被害人明知张某已婚，仍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显然对路某某造成精神损害，在理论上可以评价为对路某某负有“道德过错”，即便路某某以此为由通过所谓“胁迫”方式主张索赔，也与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本质差异，不应构成犯罪。 为了能在主张权利的同时尽量规避法律风险，刘校逢建议，维权时应全程录音录像，留存客观证据；最好在有与事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或谈判，比如社区或街道工作人员；双方经过协商达成结果后，形成书面文件，双方签字，如有第三方也要签字为证。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让我们回想起那些温馨的时光。小时候，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欢声笑语。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为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父亲则坐在电脑前，玩着游戏，偶尔和我们聊聊天。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享受着家的温暖。

其实，常回家看看，不只是看人，更是看心。如果确实难以经常回家，那么尽量减轻父母心灵上的“空巢感”，则是儿女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父母心里，一声呼唤，一句问候，一次闲谈，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