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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不同，直播了20场，赚了5000元后，李胜就选择了放弃。“自己做不起来，许多事情都不太清楚，感觉付出的心力和得到的回报不对等。”如今，52岁的他继续在粮库上班，有时做些兼职。

dapp项目中新网北京4月17日电(邵萌)“欢迎大家，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晚上七点半，章荣高准时出现在了直播间。他表情疲惫，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重复着简单的解说词。

7年前，章荣高在国外留学的女儿章莹颖遇害。凶手被判终身监禁，但章莹颖的尸体至今没能找回，学校也未给予赔偿。去年1月16日，女儿失踪的第2047天，章荣高走进直播间，开启了带货之路。

“半天讲不出话来。年纪大了，没文化，头脑也记不住，要弹‘小黄车’，又要去找台词。我们做的不好，也没有人。”章荣高说。

多位直播带货的受害者家属称，自己没有团队，也缺乏专业知识。品控方面，他们大多和信誉度高的商家合作，先试用样品，觉得好用、实惠再分享。但其他事情由商家负责，他们很难学会，也无力改变。

章荣高几乎每天都在直播。大部分时候，他会在晚上七点半开始，十一点半结束。妻子叶丽凤坐在一旁，两人一遍遍介绍着手边的水果以及纸巾、垃圾袋等日用品。他有时会磕磕绊绊，时不时看一眼旁边的提示词。

近日，中新网联系了多位走进直播间的受害者家属，有人在坚持，有人已退场......但相同的一点是，直播带货之于他们，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

“寻子父亲”孙海洋、蒙冤27年当事人张玉环儿子张保刚、“泰国坠崖孕妇”王暖暖等很多当事人及家属也走进了直播间。双面的流量带来了不同的境遇：有人恶补电商知识，签约MCN机构，朝“网红”的方向发展；有人为案件而奔波，直播带货时间不定；也有人在热度褪去后，逐渐沉寂......

有人入场，也有人离开。“南京女大学生遇害案”父亲李胜直播带货了20场后选择了放弃。“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起来的。”他无奈地说，“与其这样，不如安安静静生活。”

在过度消费公众同情的质疑下，不少受害者家属在带货时，选择对受害者只字不提。“不想做博眼球的事，这也是我淡出直播带货最根本的原因。”李胜说。章荣高也持同样看法：“在直播间里讲我女儿，流量就会高起来。我不想蹭这样的流量。”

章荣高印象中，从他直播带货以来，攻击、投诉从未停止过。“卖女儿”等尖锐的话语更让他难以接受。“有时根本没办法继续播，看到就很难受，说不出话来。为什么我女儿没做过任何坏事，家里还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他哽咽着说。

对于直播带货，陈美霖也有些迷茫。她在2月29日接受采访时称，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对带货的效果也没有预期。“没有去想那么多。”

李胜对此类争议却不太在意。“直播是一种生活手段，只要不卖伪劣产品，我就很坦荡。”为给女儿打官司，他花了40余万，放弃了百万赔偿。他坦言，从不后悔，带货则是因为“确实困难”。

据报道，去年10月，江歌妈妈江秋莲首场直播卖出了近6万件商品，销售额超百万元。但短期流量能否走向长期变现，或许还要打个问号。

直播之于他们，更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章荣高今年60岁，没了工作，但社保还没交够年限，叶丽凤也因腰病无法上班。除生活开支外，他们想攒钱再去美国找女儿，尽管知道希望渺茫。

是否带货，已成为受害者家属“重启”生活面临的重要选择。近几年，不少当事人家属涌入直播间：江歌妈妈江秋莲、“重庆姐弟坠楼案”生母陈美霖......他们在自带流量的同时，也被卷入了更大的争议中。

流量消逝的忧虑已经落在了章荣高身上。他刚开始直播时流量很好，但热度不可避免地流失。如今，他有39.5万粉丝，但直播间观众降到只有几十，最多一百多人。收益也在下降，一场佣金多则两三百元，少则几十元。

同为受害者家属的“重庆姐弟坠亡案”生母陈美霖，也于今年4月开始直播带货。她说：“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去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中新网联系到陈美霖，她在同意接受采访后，又出于顾虑选择了取消——争议中，她谨慎了许多。

他也在反思自己：“我们不会讲，又没笑容，人家点进直播间都不想看了。”谈及是否有学习直播知识时，他摇摇头说：“我只会弹‘小黄车’，其他一大堆还是弄不来。”

但他并非对直播带货毫无期待。“我们受害者家属直播最大的短板，就在于没有团队和技术支持。如果换种形式，我说不定还能尝试尝试。”

对网络不甚了解的章荣高选择了简单的带货赚取佣金的形式，无需自己囤货、发货。“电商找到团长，团长再联系我们，选好后儿子帮着链接上去，卖一单我们能赚一两块钱。”这些钱，足以覆盖他们的生活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