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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来遏制恶意索赔行为呢？洪明基建议，要在全国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例如，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与美团外卖平台针对虚构事实进行恶意索赔的行为，建立了将涉嫌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协同治理机制；山东淄博出台的《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置职业索赔举报行为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恶意索赔的具体情形。

洪明基还呼吁，建立行业共享恶意投诉举报异常用户名录。由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及相关行业组织，依据恶意投诉举报行为判定标准，汇集各企业反馈的职业索赔人员名录及案件，定期通报行政、司法、信访、信用管理等部门，防范滥用投诉举报诉讼权利，增加职业索赔行为人信用监管信息。

洪明基告诉记者，当前恶意索赔呈现团伙化、职业化运作的特征，会通过造假构陷经营者违法。甚至还有人通过社交平台，公然售卖、传播“外卖赔付”教程，形成黑灰产业链。不法分子通过教授他人以在外卖中吃到异物为由，向商家进行投诉并索要赔偿。有一些青少年和在校学生也因此开始进行恶意索赔，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洪明基建议，司法机关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优化投诉举报处理机制的指导意见，对认定为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的不予受理，已受理的则终止调解并告知相关人。鼓励市场主体及时向辖区信访、市场监管部门共享恶意投诉举报人信息，减少非正常投诉占用行政资源和考评指标。

“职业索赔人不能视为是普通消费者，很多都是钻法律的空子，最终的诉求是获取不当利益。”全国政协委员、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洪明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当前公司化运作‘知假买假’与‘主动造假’的恶意索赔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营秩序，需尽快规范职业索赔人“假打假、真牟利”的行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遏制恶意索赔行为让消费投诉在法治范围内运行建议》的提案。

洪明基还呼吁，国家要通过立法明确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通过设立恶意索赔行为的判定标准，与正常消费维权进行有效区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建议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明确符合惩罚性赔偿的必要要素，减少裁量空间，为控制恶意索赔行为人滥用“惩罚性赔偿”提供法律解释。

新力量教育app“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本是帮助政府部门发挥“啄木鸟”的作用，净化市场环境。但近年来，一些“走偏了”的打假人开始转变为“职业索赔人”，这部分人身披消费者外衣，成为专职牟利者，以“维权”为名、涉嫌敲诈的职业索赔行为，频频引发争议。

“在现实当中，恶意索赔之所以如此猖獗，在于受害商家经常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通过赔付来息事宁人。与此同时，此类事件因举证难、索赔数额小额多频很难达到刑法立案标准，造成企业申诉无门、叫苦不迭。”洪明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