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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当中最容易出问题就是轻罪问题，因为认为罪很轻，所以就办得粗糙一点、不公正一点。”胡云腾表示，从立法上来讲，轻罪的标准、范围到底如何界定、控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轻罪问题怎么把握、处理，需要不断总结经验，“这些犯罪的人主观恶性并不大，社会危害性也不大，而且很多还是年轻的学生，把他们纳入打击范围，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

“如何应对轻罪的大幅度扩张，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指出，在轻罪立法扩张既成事实的现状下，刑法学界开始将研究重点聚焦于轻罪扩张的应对策略上，尤其关注犯罪附随后果、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等问题。

随着轻罪案件数占比的加重，对轻罪案件处理的科学性程度将在整体上决定我国对刑事案件处理的科学性程度。前述报告指出，轻罪的治理、追诉、审判等问题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关注的重点，继续优化、细化轻罪案件的快捷、高效、简易的处理方式，仍是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

报告认为，改革需要在“面”的层面实现刑事诉讼流程前后、内外的一体化推进。“面”的层面主要分平面和立体两个方面。平面是指将现有的成功经验平行扩展到其他方面去，这一方面的举措主要是建立梯次过滤机制，是指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轻罪案件，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终止诉讼处理，并替代以非刑罚方式处理。

在此背景下，2023年12月“两高两部”出台了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意见，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醉驾治理体系，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实现刑事惩罚与行政处罚有效衔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醉驾案件处理中的问题。

报告认为，轻罪的治理、追诉、审判等问题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关注的重点，继续优化、细化轻罪案件的快捷、高效、简易的处理方式，仍是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

2023年刑事诉讼法领域的一个高频词是“轻罪治理”。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总量虽然长期高位运行，但总体呈现“多而不重”态势，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999 年的16.2 万人下降至2023年的6.1万人，占比从25.1%下降至3.6%。与此同时，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54.4%上升至2023年的82.3%。其中，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帮信罪、掩隐罪、诈骗罪合计占审查起诉案件的53.7%。

“轻罪的治理也应当重程序，不要因为是轻罪，程序就可以简单，律师辩护权就可以克减，轻罪程序公正同样应当引起重视。”胡云腾表示，在案件繁简分流的背景、诉讼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有一些轻罪问题处理因程序不到位，引发当事人和律师的不满，这是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应当重视程序的价值，让诉讼程序在保证司法公正方面切实发挥作用”。

欧宝综合体育娱乐轻罪治理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学者呼吁重视程序公正。7月7日，《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4）》发布会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实施”专题研讨会在京展开。

报告因此提醒，面对大量的轻罪案件，我国严苛的前科处罚（前科报告、职业限制、政审等），使得很多轻罪案件展示出“轻罪不轻”、刑罚惩罚与附随后果“倒挂”的现象，“这容易把轻罪之人推向社会的对立面，使其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可以借鉴现有的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设置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针对成年犯罪人的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探索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所谓立体，是指实现轻罪处理不同层面间的协调：一是要实现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协调。轻罪区分标准存在实体和程序上的疑难，应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考虑，在效果上实现实体和程序适用标准上的统一。二是要实现刑事诉讼全流程的一体协调。公检法司的职能定位不同，在推动轻罪治理体系构建的认识上可能存在不同倾向，应协同推进轻罪区分标准在诉讼中的协调适用，避免出现不同环节的标准矛盾。三是要实现治罪与治理的一体协调。将轻罪区分标准从刑事司法实务向社会治理传导，从而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

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报告指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适应刑事犯罪结构变化，司法机关已经开始了对轻罪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

“对此，要借鉴醉驾治理经验，将有益的治理经验逐次扩展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猎等轻微犯罪治理中。”报告表示，梯次过滤机制的潜在含义在于，即便以刑罚方式处理了犯罪人，将来也要考虑其复归社会的需要。因此，要探索犯罪附随后果制度配套改革。

轻罪治理体系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正确看待和处理醉驾问题。澎湃新闻注意到，近年来，危险驾驶罪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发案数第一的罪名，2023年，危险驾驶罪上升15.25%。对于每年近30万人因醉驾而入罪并承担犯罪附带后果（如开除公职、吊销执业资格、解除劳动合同、子女就业受限等）等问题，社会上出现的争议和非议越来越多。

前述报告认为，当前司法实践开展的探索多侧重于“点”的层面，至于诉讼环节、阶段的优化，尚未基于“轻罪治理”这一命题形成完善体系，“轻罪治理面临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不尽完善、起诉裁量权行使存在无监督、轻罪案件诉讼程序亟须规范化等现实困境”。

随着我国犯罪治理迈入“轻罪时代”，如何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标准来治理轻罪，成为学术热议话题。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在研讨会上表示，轻罪问题是当前刑事诉讼法实施的主要问题，轻罪的治理也应当重程序，“不能因为是轻罪，程序就可以简单，律师辩护权就可以克减，程序公正同样应当引起重视”。

也有学者认为，“非犯罪化”“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以及“前科消灭”等对策提议均存在一定短板，应从限缩犯罪信息的获知途径进而淡化前科歧视效应入手，实现两种分离：一是分离前科与前科报告义务，将前科报告义务的前提限定为“执行过刑罚”；二是分离犯罪记录登记内容与公布内容，进而全面登记、限制查询、扩张封存。

比如，有学者认为应当废除犯罪附随后果等相关制度，认为作为一种隐性的惩罚措施，犯罪附随后果以犯罪附随后果的形式广泛存在，应对其进行废除。但更多的学者是主张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进行优化。例如，有学者认为“刑罚体量轻而附随后果苛重”的倒挂现象阻碍着轻罪治理体系的构建，应将犯罪附随后果的功能定位于监管性，借助刑法规制使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适用实现协调化、规范化，同时需要构建复权制度与前科消灭一同化解规范性评价。

不过，报告也直言，目前的轻罪治理体系还处于“雷声大雨点小”阶段，虽然在刑事诉讼法领域成为高频词，但在司法实践中最值得一提的样本，除去过去的“少捕慎诉慎押”，无非就是“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及对于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刚毕业大学生等从宽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三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