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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喆：法国汉学界最近尝试对历史上一些汉学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其中不仅有沙畹，也包括葛兰言(Marcel Granet)、伯希和(Paul Pelliot)、墨司它(Édouard Mestre)等人。法国汉学界有非常深厚的历史传统，很多学者都能通过某个传承脉络上溯到沙畹，因此在讨论汉学史时追溯其根源也是自然而然的。

汲喆，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社会学教授、圣严近现代汉传佛教讲座教授、中国研究系主任，兼任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求是讲席教授。2007年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佛教与社会变迁、宗教社会学理论和法国汉学史。

此外，沙畹还考察了司马迁的家世和写作风格，跳出文本本身，开创了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他注意到司马迁兼有史家和星占家的双重角色，讨论了其在两种角色之间的平衡。他也指出，司马迁略去盘古与三皇，摆脱了神话史观。沙畹欣赏司马迁的博学与质朴，称赞他的著作因其主题的伟大而伟大。他认为，与希腊、罗马那些以文胜质的史学家相比，司马迁对史学素材原真性的尊重更能满足今人在智识上的渴求。不妨说，沙畹是司马迁两千年后在西方的知音。(完)

法兰西公学的汉学讲席于1814年与梵文讲席同时设立，标志着学术汉学制度化的开端。1893年，沙畹担任第四任汉学教授，在其努力下，汉学研究在西方逐步成为一个学科健全、主题丰富的研究领域，与埃及学、印度学等诸大文明研究相颉颃。19世纪法国汉学的兴起，与现代西方历史观、世界观的发展密切相关。从那时起，西方学界开始尝试通过理性建立一种人类文明的总体观，而中华文明是其中重要内容。如果说汉学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在不同时空和主题上所展现的复杂关系。

已刊出的第一卷是由赵丙祥教授翻译的葛兰言的名著《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我们最近推出了沙畹的经典著作《泰山》。这本书虽然经常被学术界提起，但因长期以来没有被译成中文或英文，国内很多学者只能通过二手资料间接了解。该译本我有幸邀请到秦国帅博士和雷阳博士这两位宗教史学者承担翻译工作，并请谙熟《泰山》文献的周郢教授做了全面校订，特别是对沙畹的引注做了细致勘核与补充。全书的整个译校过程耗时十年之久。

汲喆：现代汉学发轫前，有一段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前现代”汉学时期。传教士的研究带有强烈宗教意图，对中国现象和素材的选择分析有特定立场。例如，传教士对中文佛教文本几乎完全忽视。但19世纪初法兰西公学院第一任汉学教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敏锐地注意到中文佛教文本的史学价值，并将汉传佛教放在中印跨文明对话的主题中研究。可以看出，学术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观察视角有本质不同，可以说他们对何为“中国”有不同认知。

菁护之家app下载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在西方汉学界扮演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梳理和评价沙畹的学术成果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汲喆：1889年至1893年第一次来华期间，沙畹就已完成对《史记》全文的初译，手稿现存于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为翻译《史记》，他对相关版本、注疏都下过大量功夫。沙畹生前陆续出版了《史记》法译本的前五卷。在他去世五十年后，又由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在1969年整理出版了沙畹基本校改完成的《史记》第六卷。第六卷之后的译稿，沙畹生前没来得及修订，也就未再出版，现在的《史记》法译本是由当代法国汉学家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补足的。

汲喆：在商务印书馆支持下，我主持了“法国汉学经典译丛”，旨在系统翻译、介绍沙畹以降法国已逝汉学家的重要作品，译者和校者都是相关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每本译著都附有一篇研究性的导言。

10月14日至15日，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兰西公学高等汉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沙畹与法国现代汉学”学术研讨会，借高等汉学研究所成立百年之机，重申沙畹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会学者重新解读了沙畹的《泰山》《史记导言》等重要作品，回顾了沙畹对中国艺术与道德风尚的论述，我和一些学者也尝试把沙畹放在当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史背景中，分析他与同时代学者特别是非汉学学者的对话。

《泰山》和《投龙》均涉及中国古代官方祭祀，且与“山水”密切相关，集中体现了沙畹对中国古代神圣地理学的开创性贡献，不仅适于对汉学感兴趣的读者，宗教史、山岳史、古典民俗美术等相关领域的读者也可作参考。

近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教授、中国研究系主任汲喆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细介绍沙畹研究的相关成果和最新进展。

汲喆：比较准确地讲，沙畹是现代汉学的奠基人。法兰西公学汉学讲席的设立，标志着学术汉学的制度化。但沙畹之前的三任教授，从雷慕沙到儒莲(Stanislas Julien)，再到德理文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他们对汉学都缺乏系统筹划，且主要从语言和文学入手。沙畹则与前代学者完全不同。第一，他将汉学与当时热门的埃及学、亚述学等量齐观，指出应从全面考察文明多样性的角度提升中国研究的地位，明确了汉学的学术抱负，塑造了汉学的自我意识。第二，他从新兴的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中汲取养料，并将之运用于中国研究，在分析和诠释方法上也为后人提供了基本范式，使汉学从史语之学成长为一门融摄诸多学科的全科之学。第三，他是法国第一代将文本研究和田野工作结合的汉学家，两次到中国学习考察，自他之后，田野工作成为汉学家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和科研经验。第四，沙畹通古知今，除金石学和文献学等领域外，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有深刻观察和分析，他的一些时评和演讲拓宽了传统汉学的意涵，将有关中国的知识引入西方公共领域，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我们还将出版沙畹的遗著《投龙》。“投龙”是中国古代特殊的道教仪式，现已发现很多考古实物。沙畹是最早注意到“投龙”现象的汉学家。目前该书译稿已经完成，译者为巫能昌博士，不久即会面世。

沙畹对史记翻译的切入点与众不同。他并不是首位翻译史记的西方人。在他之前，奥地利汉学家费之迈(August Pfizmaier)在《史记》的“世家”“列传”中选出34篇内容译成德文。但无论是早期费之迈的译文或其他人的零星摘译，还是沙畹之后的诸多西文选译，都把人物传记当作重点，强调《史记》的文学贡献。唯有沙畹眼光独到，从《史记》中首先选译《封禅书》，并由此发展出后来的泰山研究。正如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所言，沙畹初入汉学之门便直取《封禅书》，从政教关系角度探索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是非常高明的做法。总体来看，沙畹的《史记》研究首先关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他而言，《史记》既是史学文献，也是政治学文献。

沙畹被马伯乐誉为“全才”汉学家，在诸多领域卓有建树。但随着时间流逝，沙畹学术工作中涉及的某些主题难免会被遗忘，而学术的发展也必然会加深和丰富对一些经典议题的理解。因此，国际汉学界的很多师友，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希望系统性回顾现代汉学发轫的关键时期，重新审视早期汉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这能为当今学者在更宏观的历史维度上确认研究主题的价值和研究策略的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