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斯泰里斯：如前所述，“古典学”一词是19世纪的产物，反映了当时欧洲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很多方面被强加给了其他文化。

此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经典作品是人类价值观的宝库，这些价值观对现代文明至关重要。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保存那些经过数个世纪努力获得的价值观意义重大。如果没有来自古典文明的伦理基础，现代科技将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支配我们大部分生活的复杂算法，依赖于核心价值观，以及对于维持人类社会的原则、规则的理解。

同样，我们是由积累的经验和DNA定义的，这是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遗产。因此，了解过去至关重要。修昔底德认为研究过去依旧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预测未来和避免重蹈覆辙。历史提供了持久的经验。

我认为当前的哲学标准及其历史叙事需要修正，因为它们往往带有偏见性和排他性。承认东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特别是中国、印度的哲学传统，对于创造一个超越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更具包容性和准确性的叙事至关重要。例如，支撑柏拉图学说的两个核心概念——灵魂不朽和轮回，就起源于东方思想。孤立地看待文明，已经过时了！自古以来，欧洲与亚洲之间就已形成人员和思想自由流动的连续统一体。

古希腊人强调后世，希望被人记住。这一思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目标。一个人若要被铭记，就需展现出知识和美德，其他一切会随着时间而褪色。没有一个文明仅仅依靠物质力量而繁荣并延续。中国能通过学习西方文明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获益，同样西方文明也能从探索蕴含丰富智慧的中国文化之中受益。

希腊和中国有幸成为地球上最古老、文明成果最丰富的国家代表，主要基于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路径。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强调美德，追求卓越，并坚持正义和人道主义。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希腊和中国也通过不同方式为世界提供宝贵经验，特别是在我们的先辈如何看待、应对类似的挑战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构成这两种文化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中汲取灵感，它们均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完)

中新社记者：作为欧洲学者，特别是研究古希腊文化的希腊学者，您如何看待中希联合举办本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古典学的学习和研究？

中新社记者：您研究古希腊哲学，也在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西方有西方的古典学，中国也有中国的经典，其他古代文明也有其经典，您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中古代先贤的思想智慧结晶？

乔治斯·斯泰里斯：欧洲文明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生发了自由、真理、科学和美的思想；古罗马萌发了国家和法律的概念；基督教引入了信仰和爱的价值观。这些原则构成了欧洲文明的核心，并通过殖民主义扩张到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思想通过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类似文件得以制度化，影响了世界的多个领域。

乔治斯·斯泰里斯：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只有未来才真正重要，但实际上正是过去塑造了现在的我们。乍一看，时间似乎是一连串转瞬即逝的瞬间：过去已逝，当下正在溜走，未来尚未来临。但仔细想想，过去的时间永不消逝，它嵌入我们的脑海，见于周围的一切。我们的世界是一张由历史事件编织而成的“挂毯”。即使是天文学家，他们在观察宇宙时，也是在目睹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因为光往往需要数百万年才能跨越广阔的宇宙距离到达眼前。

古典学的形成是排他的。更令人不安的是，任何与特定时代主流叙事不一致，或与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偏好不一致的事物，往往会被抛弃或默默无闻。因此，必须更具包容性，扩大学术兴趣的范围，以涵盖更广泛的文本和思想，同时保留目前被接受的内容。一些人因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观点，或荷马对待女性的方式，就呼吁禁止他们出现在古典学中，这是不对的，不应用现代视角和批判性思维看待这些作品。正如天主教神学作者圣巴西略(St. Basil the Great)对其门徒建议的那样：我们应学习所有的文本，但要像蜜蜂一样，从最甜美的花朵中汲取营养，最终酿造蜂蜜。

乔治斯·斯泰里斯：约11世纪至12世纪，拜占庭学者西米恩·赛斯(Symeon Seth)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将中国人比作希腊人，这是已知的首个将希腊人与中国人联系起来的文献。

我研究了20世纪中国的重大辩论，中国学者试图建立与欧美国家相对应的中国哲学史。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它被迫遵从另一种文化基于自身标准所创造的模式。第一批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在美国学习，并试图根据西方标准规划中国思想。

中新社记者：希腊与中国同为古老文明的代表，双方在古典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对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互学互鉴有何作用？

比赛直播app在线观看以“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为主题，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作为外方嘉宾之一，希腊雅典大学哲学系教授乔治斯·斯泰里斯(Georgios Steiris)长期致力于西方古典学研究，并同时在大学讲授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日前，他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经典作品是人类价值观的宝库，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没有来自古典文明的伦理基础，现代科技将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古典学”一词，指19世纪英国、德国学者选取的特定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本，以反映其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愿望。然而，这种选取具有选择性和排他性，导致许多有价值的古代作品被排除在外。例如，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作品被纳入古典学，而古希腊喜剧诗人米南德(Menander)的作品却不是；柏拉图的作品被广泛传授，而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和古罗马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却很少受到关注。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这一标准，特别是在更广阔的去殖民化背景下，欧美国家大学越来越质疑古典学、质疑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观。

乔治斯·斯泰里斯：世界古典学大会凸显了中国致力于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承诺。当古典学研究在西方面临资金减少和院系萎缩时，中国正在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投入持久的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来自三个方面：财富、军事实力和知识。显而易见，只有知识才可能产生经济和军事实力。

乔治斯·斯泰里斯(Georgios Steiris)，希腊雅典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希腊哲学学会秘书长，曾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大学、开放大学任教，任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客座教授、土耳其博阿齐奇大学访问学者。著有Maximus the Confessor as a European Philosopher(《作为欧洲哲学家的马克西穆斯》)、The Oxford Handbook for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牛津狄奥尼修斯手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