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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样平常东西的发现和使用，却启发了外国的科学家，改变了世界酿酒业的历史。19世纪末，法国著名细菌学家、卡介苗发明者之一的阿尔贝·卡尔梅特(Albert Calmette)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了阿米露酶，进而发明了用淀粉质原料酿造酒精的阿米露法，而这种方法因为提高了生产效率，得以在全世界推广。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也对中国人发现的曲进行了详细记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古代的一些发明、发现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起着促进作用，但我们仍浑然不知，这也是考古学者需要去发现和认知的。

张良仁：政治与经济之外，中外教育界、科学界的交流也至关重要。亚非拉地区还有很多国家的考古发掘能力较弱，中国的技术与人才可以通过合作，帮助这些国家进行考古发掘、培养考古力量，从而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充分了解自己的历史。

对中国考古学界而言，这也能够提升中国考古的国际化能力。在海外发掘出的成果，中国学者可以撰写成论文发表，让全世界都了解中国的科研水平。同时，依托中伊联合发掘项目，我们也在培养伊朗考古方向的中国研究生，进一步拓宽中国考古学界的眼界。

据统计，截至2022年，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中国已经派出了36支考古队奔赴2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作业。相信今后这一数字还会增加，中外考古学者携手，探索人类共同的历史，将在考古学领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完)

中新社记者：中国文化积淀丰厚，数千年的历史更是留下难以计数的历史遗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文物都没有发掘完，没必要跑去国外参与考古。您怎么看？

张良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和欧亚大陆(含中亚)史前考古。2010年—2013年曾主持甘肃张掖黑水国遗址的发掘，目前主持中俄和中伊合作考古项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史前金属器研究》、美国Wenner-Gren基金课题《新疆东部史前冶金》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和西亚古代陶瓷交流》，出版专著《古代冶金和社会：欧亚大陆中部和中国北部的青铜时代社会的比较研究》和论文集《东学西问》。

客观地说，中国海外考古的发掘水平基本和欧美国家并驾齐驱，不足的地方在于学术积累还比较薄弱，也缺乏一些专门的人才，比不上欧美一些有百年积淀的国家。但中国可以在中外联合考古中向他们学习。比如在中伊联合考古中，我们就邀请了两位法国专家参与。我们有很好的发掘技术，法国学者有优秀的研究力量，再辅以伊朗本地考古学家的配合，这就是一个很出色的国际团队合作，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我们与俄罗斯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是想了解欧亚草原冶金技术的传播路径。中国的额尔齐斯河，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发源，在俄罗斯境内汇入鄂毕河。我认为，额尔齐斯河可能是古代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的通道。在俄罗斯的考古现场，我们发掘出了两处古代的冶金遗址，研究后发现所使用的技术与古代新疆地区的冶金技术有着联系。

我们与伊朗合作，发掘了一座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土丘，有个意外之喜是发现了一件青花陶。它看起来很像中国的青花瓷，但仔细一看是伊朗当地仿烧的陶器。这说明当时的伊朗(波斯)人在交流中，已对中国青花瓷的制作技术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青花瓷也很可能到过这个地方，并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瑞士abb官网近年来，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世界各地的考古现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家。为什么中国考古学家要去海外参与考古？在海外的考古发现中，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哪些特色？长期主持中俄和中伊(朗)合作考古项目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良仁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此作出解答。

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往往会发现“习以为常”中不一样的闪光点。比如“曲”(一种酿酒或制酱时引起发酵的东西)，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并使用了它，早在周朝就有相关记载，中国人用曲来做酱、泡菜、酿酒。

张良仁：中国的考古学者很多，但做海外考古的还很少。要理解、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仅仅聚焦中国本国的考古资源和资料。在考古领域，中外是联通的。我们在中国经常会发现罗马的货币、波斯的银币、印度的佛像等。要理解、研究这些历史文物，需要了解外国的考古资源和资料。

伊朗没有中国烧制瓷器用的瓷石和高岭土，当地人就用黏土、沙子，再加上玻璃创造出一种新材料，它的质地和我们瓷器的“胎”很接近，用这种材料来仿烧青花瓷。这是一个古代“中国制造”刺激海外技术创新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