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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美国高通胀，有人把原因归于地缘冲突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抬高了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的确，地缘冲突能在短期内引发通货膨胀，但是，美国的高通胀并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情况，而是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皮尤研究中心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973年4.03美元的最低时薪与现今23.68美元的购买力相同。这家机构的分析显示，经过通胀调整后，美国当下平均时薪购买力与1978年大致相同。

先来看一些数据。1950年代，美国牛肉平均价格为每磅68美分，2023年5月，每磅价格首次突破8美元；1973年，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39美分，2023年，这一价格达到3.52美元；1973年，美国新房价格中位数不到3万美元，2023年中，价格达到了42.6万美元。

在美国当代经济史上，很多政策做法都要追溯到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或者说，1930年代的大萧条是美国经济的“原生记忆”。

从劳动力市场数据来看，相比于疫情之前，美国劳动力短缺情况更为明显，但面对当下的经济大环境，美国企业对通过涨薪来留住人才兴趣不大。

“这无论如何都抵消不了通胀，我只能竭尽所能，让雇员知道我关心他们的福利。”朱莉安娜·奥尔夫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家生产和安装壁炉产品的小型企业管理者。2024年，她决定为企业里领取时薪的员工加薪2%~3%，维持此前几年的涨薪幅度。事实上，她的企业去年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出现了大额亏损。

这场大通胀本应令美国反思，比如，政府不应该因为担心经济衰退就忽视经济运行中潜在的通胀压力，不应该建立负担过重的福利制度导致社会货币供给过分增加。然而，美国政客却将大通胀归咎于中东地缘局势紧张及其带来的“石油危机”，而非政策失误。

大萧条中，美国人最惨痛的记忆是高达25%的失业率。为了降低失业率，“罗斯福新政”倚重凯恩斯主义，主张需求管理，重点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来保证就业的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已经历了数次超级大通胀，其中以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高通胀最为惨烈。美国通胀率在1960年代初只有1%，到了1980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度超过14%，直到1980年代末才下降到3.5%。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不断向“资本主义原教旨方向”前进，导致劳动者与资本抗衡的能力被严重削弱。在大资本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有利于富人的，企业的相关福利也大幅减少，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普通人的生活改善如薪酬提高等远远不及更富有阶层。

2024年伊始，美国有22个州决定提高最低时薪，惠及将近1000万在超市、餐饮、宾馆、食品加工、护理等行业工作的蓝领工人。相比于联邦法律规定的最低时薪7.5美元，这一轮州一级涨薪后，已有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部分地区最低时薪达到或超过了16美元。然而，在通货膨胀持续处于高位的美国，这种程度的薪资涨幅远远比不上物价的涨幅。

“美国福利预算不算低，但奇怪的是好像一般人领不到。”“美国是比较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只有极端贫穷的人才会得到救济，贫富差距太大。”在美国网络问答平台上，人们对于收入、购买力停滞不前存在着很多争论，但在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那就是美国人的福利近年来正持续减少。

美国经济学家卢茨·基利安的量化研究显示，无论是20世纪初期还是1970年代，地缘政治导致的石油供给冲击都与通胀没有直接关系。他认为，美国大通胀的主要原因是不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货币量过剩，只要存在货币量过剩，人们就会认为通胀会持续走高，推高劳动力成本，导致新一轮的通胀。也就是说，通胀会恶性循环，昨天的通胀是今天通胀的原因。

另一家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小企业老板在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也说，只能给员工不到2%的涨薪，无法跑赢通胀，原因是“经营状况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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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而言，美国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5，而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8。这组数据首先表明美国的劳动收入是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印证了富人“钱能生钱”的马太效应。

如今，美国通过媒体、学者等渠道向外界释放的信号是，如果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过分增加，将不可避免地给经济各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当时，经济学家盲目地相信“菲利普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认为升高通胀能够带来失业率下降，进而带来经济繁荣。政客则以为只要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造通胀，就能凭借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反向对应关系降低失业率，进而讨好选民。

如今，当美国民众感慨加薪跟不上通胀、实际收入只降不涨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只关注俄乌冲突，而应从根子上审视美国的经济政策。

很多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美国企业和州政府每年都在尝试为普通民众加薪，但伴随着经济景气周期下行和通胀高企，加薪幅度无法超过通胀，这意味着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正在下降，因此，即便有“好消息”也让人高兴不起来。

从时间尺度上看，物价上涨并不稀奇，货币供应量增加、投资信贷扩张及人口增长等因素都会带来这种效果。但居民承受物价上涨的能力，还需考虑收入的变化。数据显示，1973年美国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2万美元，2023年为7.4万美元，是50年前的6倍多。可是，数十年间，美国的物价水平已增长了十几倍。

就像如今一些人把美国通胀高企归咎于俄乌冲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分析人士也把高通胀归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和“石油危机”。然而，全球金融架构的变化和地缘冲突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持续扩张，不断创造新的纪录，背后是美国政府挥霍无度，借新债还旧债。在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上，美国政府除了各种“刺激计划”，并没有什么新招数，这导致经济空心化、金融化现象加剧。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因2008年金融危机释放的巨大流动性还没有完全收回，就又在政治压力之下踩下“拉闸放水”的油门，所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轮番嘲笑。更不用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持续增长的军事开支把大量的成本通过通胀转嫁给了普通人。

经济核算数据显示，1970年，美国收入排名前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比例不到25%；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约40%。数据还显示，美国收入排在后90%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比例只有30%，凸显了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