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个案出现之前，大家对于单身女性冻卵的讨论有一点“虚”，但个案出现后，有了在这个领域多说话多露脸的主体，议题就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加合理，区别于之前“明星或者企业高管海外冻卵”这样的精英女性议题，我更希望自己能呈现普通单身女性的多元化的声音。

我今年已经36岁，有朋友私信我说，考虑到黄金生育年龄，可以去国外冻卵，但国内的案件悬而未决，我希望不管胜诉或败诉，能有一个结果，我才好去走下一步。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外冻卵的高成本、不确定性，我们拥有领先的辅助生殖技术，也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国内可以合法冻卵，我还是更希望能在国内做。

凯发k8官网首页单身的徐枣枣被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拒于冻卵的门外后，她将医院告上法庭，该案被称为全国首例因“冻卵”而引发的诉讼。

当时，作为一个快30岁的职场女性，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发展自身能力，比如返回学校读博，我没有想好，但我知道，结婚生育会分走一部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能量，因为这种不确定因素，我产生了焦虑，我想把这份焦虑延迟一下。同时，我意识到当时的自己无法替未来的自己“把话说得特别死”，我并不笃定我以后会不会生孩子，但希望留有一个可能性。

北京朝阳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北京妇产医院拒绝为徐枣枣提供冻卵服务的行为不违法，不构成对徐枣枣一般人格权的侵害,徐枣枣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5月9日下午，该案二审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历经两个多小时的庭审，法院未当庭宣判。截至发稿时，案件仍未宣判。

此外，我想强调的是，直到现在我仍不觉得我的人生一定要生孩子，或者通过生育我才是完整的。我是独立完整的个体，我只是希望我能有一个选择权。

我也不会将生育和婚姻绑定，我见过一些不那么幸福的婚姻，也觉得以当下大家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存条件，婚育需要考量，也许在经济状况和原生家庭氛围良好、一切水到渠成，让我觉得有足够安全，有足够有信心的情况下，我有可能结婚和组建家庭，这是开放的。

北京妇产医院拒绝为单身女性冻卵的依据主要来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两部行政法规。其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我曾收到一个女孩留言，她说，自己过去不知道冻卵技术在一些地方已经成熟开展，只觉得自己到了年龄还没有生育，害怕以后生不了，为这些事情很痛苦。但当这个案子在国内被充分讨论后，她实际上也习得了一部分辅助生殖技术和冻卵的知识。她说，自己的焦虑值明显下降，心理健康水平都得到了提升，这让我觉得很暖。

我尝试去跟医生主动沟通，表达我这个阶段的真实需求（单身冻卵），医生的态度也很好，但我仍旧有一种无力感——如果我快递或者外卖出了什么问题，我至少可以打客服电话询问，会得到一个反馈，但在这个咨询过程中，医生只能反复告诉我，因为现有政策，国内的医院是没办法做单身女性冻卵的，对方一直告诉我：“你现在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么做）到时候就后悔了。”

于是，从立案到开庭之前，我都是抱着“把这个事情做完，想给自己一个交代”的念头，没想到的是，开庭公告发出来后，这个事情受到广泛关注，我收到了很多支持，逐渐发现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公共议题，大家出于自身原因去关心这件事，而非仅仅关注我个体的一个心愿。

对于徐枣枣来说，单身冻卵是为未来的自己提供一个选择权。她认为，女性自身便是独立完整的个体，单身冻卵不该和是否结婚绑定，有没有权利养育孩子，应该是由女性自己来衡量、评估和决定的。

我觉得无论是知识的传播，还是医疗技术带来的希望感，都能让女性能有更多选择权，把精力放在当下想要全力以赴的事情上，同时带来一些观念上的自由。

我会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我的老师、我的朋友甚至我的理发师和买菜遇到的人，我相信以真实的个体出现在别人面前，他们会有更多实感，会鼓舞到别人，帮助到别人。

该案引发了热烈讨论。有支持观点认为冻卵是对女性的赋权，促进生殖自由和性别平等，而禁止单身女性冻卵实际侵害了女性身体权。否定观点则认为冻卵可能使女性失权。因为冻卵客观上可能难以实现延迟生育目的，甚至会转变为一种道德责任与被迫选择，削弱女性自主性，此外还会导致被商业裹挟的问题。

当时我觉得，医院的技术可以实现冻卵，甚至在业内也相当先进，还有过冷冻卵巢复苏后成功生育的案例，再加上我的内在需求动力也很强烈，好像各种条件都能让这件事做成，但事实上它却是做不成，而且大家都声称对此无能为力，这让我非常遗憾。作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社会人，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的理性似乎受到了质疑，好像自我决策的能力被否定了。

这段时间，我观察到围绕女性单身冻卵的讨论变多了，比如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建议，适度有序放开冻卵和赠卵限制；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也提出，推广卵巢组织冻存创新技术，应对人口过早老龄化等。

2018年，我挂了三甲医院专家号，在候诊时，我产生了一种不受欢迎、不应该在这儿的感觉。候诊室里大多是已婚夫妇，或者是母亲陪女儿来候诊的，我感觉他们才是所谓的“有资格”来就诊的。

二十岁出头时，我并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等到我快三十岁的时候，我感知到了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我不太适合熬夜了，再比如不保持运动和清简饮食，我容易发胖。生理的变化也反作用到心理上，让我有了一些想法的转变。

除了冻卵这件事，我在成长过程中也能体验到一些性别上的不平等，比如老师会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班上说话或玩耍的男生和女生，家庭会希望女儿成为乖乖女，偏向于打压式教育，不太重视鼓励孩子自信发展；迈入社会时，在部分工作社交场合，我发现自己可能充当着陪衬角色，在讨论相对有意义的话题时，即使我可以提供不同视角，但他人并没有期待我发表专业问题的看法，也不是很在乎我说什么，我觉得自己更多是一个“娱乐型”的角色，这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微信上发了一些相关文章，也收到不少反馈。有学生说，她现在很穷，但很想支持我，还有人说，谢谢我做的这些事情。当我看到这些留言时，会容易飙泪，因为过去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个人做的事情，给自己一个交代就行，所以一意孤行。但现在，大家的反馈让我有了位置的转换——原来我并非和大家面对面站着，我周围也站着很多人，大家有着共同关心的议题。

后来，在参加一些单身冻卵讨论的讲座时，我了解到一些法律法规，也了解到现在还没有个案来激活相关政策，我便想到通过起诉医院的方式来要一个结果，同时也解决我生命中焦虑的一个主要源头。律师给我提前打过预防针，说类似诉讼立案很难，但我一直坚持，我希望我的无力感有一个出口——当你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无助，但当你知道有一些方向可以努力，便可能重新有一种掌控感。

在今年的两会上，相关话题也受到了一些代表委员的关注，如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委会专职副主委赵长龙就带来了适时开展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的可行性探索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又来到广州。现在我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还过得去的收入，做着自己还比较认可的事情，还有四只猫。我的父母也在广州生活，我们相距10公里左右，是一个有一点远、但又不算太远的距离，父母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保持着互相尊重、彼此能够倾听的一种边界感。对于社会新闻，父母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关心，2021年我才告诉他们我的案子情况，或许他们还是不太理解我做的事情，但相对包容我的一些选择，也知道我的坚持所在。

在诉讼的过程中，徐枣枣感到自己坚持的这件事从“要一个结果、给自己一个交代”的个人的议题，变成了大众共同关心的公共讨论，她也从一个“好像站在大家对面的人”，转换了位置，变成了周围有很多人支持的人。她说，无论案件成败，她都希望自己能坚持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