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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步入了“跟踪与提高”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建成了一批大跨度桥梁，广东的汕头海湾大桥和虎门大桥就是其例。

21世纪以来，进入了全新的“创新与超越”阶段，研发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与新标准，建造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长大桥梁，如拱桥中的天峨龙滩大桥、跨海工程中的深中通道和斜拉桥中的常泰长江大桥等。

如今，就桥梁跨越能力而言，全世界已建成的各类型桥梁最大跨度前十位中，梁桥有5座在中国，拱桥有7座在中国，斜拉桥有7座在中国，悬索桥有5座在中国。我国已经从桥梁大国步入世界桥梁强国之列。

羊城晚报：您刚才提到，珠江上的跨江交通由“线”发展成“面”，并且迎来长大跨海桥梁建设的高峰。这一变化是否体现了我国桥梁技术的发展？

肖汝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除了海珠桥，珠江上再无跨江大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广州在1960年自主建造了第一座横跨珠江的公铁两用桥梁——珠江大桥。

肖汝诚：中国桥梁技术从最初的模仿学习到现在的自主创新，不仅是我国工程技术发展的缩影，更是几代桥梁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充分展现了我国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卓越成就。这一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要重视和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保持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要注重绿色高效的桥梁建设，节约资源，经济耐久；要注重桥梁管养，提高其健康使用寿命；要重视工程教育，高质量的工程教育是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基础；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发展桥梁科技。

青岛半岛都市报官网曾几何时，粤港澳三地因珠江一水如隔天涯，如今一座座跨江桥梁飞架，三地紧密相连。近日，深中通道通车之际，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及结构工程分会(简称“桥梁分会”)理事长、同济大学教授肖汝诚，从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粤港澳三地跨江桥梁之变，透视我国跨江桥梁技术的革新与突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迎来了跨江大桥建设高峰。广州大桥、洛溪大桥、海印大桥、鹤洞大桥等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标志性桥梁先后建成，江湾大桥、解放大桥增加了两岸跨江大桥的密度，跨江交通由“线”发展成“面”。到20世纪末，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主跨888米的虎门大桥建成通车，横跨珠江入海口，从此改写了粤港澳三地“一水隔天涯”的格局。

来到21世纪，广东进入了长大跨海桥梁建设的新时期。2003年，琶洲大桥、金沙洲大桥竣工运营；2007年，新光大桥建成通车；2009年，猎德大桥竣工通车；2021年，独具特色的曲梁斜拱人行桥——海心桥开通，成为“网红桥”。这些桥梁的建成，逐渐将一个拥有环网相连、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的广州呈现在我们面前。

2018年，万众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成为了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内地城市的交通纽带；2019年建成的南沙大桥(虎门二桥)是继港珠澳大桥后，珠江三角洲又一座世界级桥梁工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深中通道的建成通车标志着珠江口东西两岸规划一体化与协同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跨市域发展规划协调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完善。

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处于“学习与追赶”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以引进苏联技术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为主，推动了我国中小跨度钢筋混凝土梁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