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防救并举、防胜于赔’的理念。”王衍说，希望保险机构在“防”字上做更大的文章，与政府的农业防灾减灾政策措施同频联动，共同帮助种粮农户防灾减灾夺丰收。

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司长尹江鳌说，去年农险赔付1124亿元，同比增速25.4%，5772万户农户获得理赔。今年1—4月份，农险赔付294亿元，同比增长8%，惠及农户813万户。

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质量。据介绍，目前各级政府依托保险公司及其省级分公司、县级分支机构、乡镇专业网点、村子里对接农户的协保员等，全面铺开服务网络。目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由2007年的6家增加到了现在的30多家，建成基层服务网点约40万个，服务人员约50万人。本次政策落地过程中，将进一步发挥保险网络优势，服务好“最后一公里”。

进一步优化各部门协作机制。“我们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建立了各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发展有合力、农户有收益、产业有保障、资金有效率、运行较规范的持续发展的格局。”廖岷说，财政部门从发展目标、政策制定、资金保障等方面统筹推动；保险监管部门负责市场和机构监督管理制度；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相关产业政策指导和定损指导；保险公司负责提供承保、理赔、宣传等具体服务；农业再保险公司负责提供再保险服务。

种植收入是根据能产多少粮食、能卖什么样的价格，测算出一个目标收入。如果实际收入没达到，那么保险产品能够提供一定补偿，这就是种植收入保险。

优化农业保险服务、更好地支持防灾救灾具有重要意义。据介绍，去年河南遭受“烂场雨”后，多家保险公司投入3600多万元资金，和政府的农业生产救灾资金联动做“一喷三防”，帮助农户抢排田间积水、进行抢收作业以及烘干运输等，大大降低了粮食损失。这一方面减少农户损失，另一方面减少了保险机构理赔压力。

“假设一名农民种了100亩水稻，化肥等直接投入再加上地租、人工等每亩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就是15万元，如果没有保险，遭遇大灾绝收了，15万元全部损失。如果投了完全成本保险，在财政补贴下，100亩地大概交1000多元，赔偿最多可以得到12万元，加上其他农业直接补贴，基本上可以把这15万元的投入补回来，解决了种粮的后顾之忧。”廖岷介绍。

进一步加大财政保障力度。2023年，中央财政拨付三大粮食作物保费补贴约200亿元，为超过1亿户次种粮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过8000亿元。本次政策扩大到全国以后，各地财政将多给农户补贴约100亿元。财政部将会同有关方面督促保险公司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厘定保险费率。同时，各级财政部门加强机构遴选、保费补贴、绩效评价、财会监督等工作，并依托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发挥就地就近监督作用，严格审核农业保险服务质量、农户满意度、资金管理等。

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负责人王衍说，在各级财政大力支持下，针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价格、保险“三位一体”的收益保障政策体系逐步构建完善，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在这个体系中，农业保险为种粮农民提供了灾害风险兜底保障。特别是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逐步扩大范围以后，保障更加有效。农民遭受灾害后获得的理赔可以有效保障恢复再生产，大大增强种粮信心。

全国平均来看，物化成本保险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525元，2007年开始实施，2012年在全国推广。“随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物化成本保险不够‘解渴’，不能满足广大种粮农民的需要。”廖岷说，完全成本保险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遇到自然灾害以后，根据损失程度赔偿。

体育app排行榜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介绍，在农业里，物化成本指化肥、种子、地膜这些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投入，对这些进行保障的农业保险就是物化成本保险即基本险。物化成本加上地租和人工的投入，就得到总的生产成本，对总成本进行保障的农业保险就是完全成本保险。

“研究加强承保理赔管理相关政策，加快推动农业保险信息化建设，支撑风险识别、费率厘定等关键环节。”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董德刚说。

进一步优化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据介绍，我国建立了直保公司大灾风险准备金、再保险、地方政府支持等大灾应对机制。但部分直保公司规模较小、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地方有政府救助等应急机制，但还没有与保险形成优势互补。“保险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要与应急管理机制相统筹，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也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建立风险分散机制。”董德刚说。(本报记者 屈信明)

“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逐步覆盖产粮大县的过程中，在风险防范、承保理赔、运行机制、农户接受度等方面都已经比较成熟，受到种粮农户及地方政府的欢迎。初步统计，近3年产粮大县三大主粮平均保障水平提升了48%，承保面积增加了约1.5亿亩，增产超过500亿斤。”廖岷说，将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指导新实施地区将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