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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了真正的蛋糕,她还是买了个仿真模型——纯白色、顶部有珍珠装饰。吹熄蜡烛前,她闭上眼睛:一愿自己平安活着,二愿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朋友一开门,他直接一下子冲进来了,”玉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把我朋友家从上到下都翻了一遍,之后就让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他就坐在餐桌旁边,把我手机也抢走了。”趁贺某阳不注意时,朋友才设法联系外界帮忙报警。
根据规定,告诫书一式四联,除被告诫人和家暴受害者之外,被告诫人居住地的居(村)委会、公安机关各留存一联。上述两个机构应当进行查访,监督加害者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头顶和额头两道刀伤,是2022年9月25日留下的——相关司法材料中,玉梅自述,贺某阳从驾驶座右侧掏出一把长约12厘米的户外钢刀砍向了她,当时她怀里还抱着年仅半岁的女儿。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今年9月2日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小谢被殴打后致全身多发损伤,其回盲部切除术后的伤残等级为七级,其肝部分切除术后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其肾功能损害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其十二指肠破裂修补术后的伤残等级为十级。
更久之前的淤青和掐痕,随着时间的推移褪去,褪成难以呈堂证供的自述。比对着手机里的日历和照片,婚后两年,她能记起细节的家暴至少有16次。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不止一次找机会逃跑过,但每一次,对方总能设法找到她。
但在马长均看来,这份伤情鉴定至少有6处伤情没有体现:其左侧第6-8根肋骨骨折;鼻骨骨折致鼻中隔偏曲;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术后,伤者体外挂着袋子,严重影响到消化吸收功能,病情可能出现改变;左肝在修补术后,肝功能损害严重;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脑震荡、肺挫伤等;右手小指受伤缝合等。
那是条从胸部蔓延至肚脐下方、长达30公分的切口。除脓的时候,玉梅的父母一人一边牵住玉梅的手,好使她分散注意力。为了不让父母担心,玉梅强忍着不喊出声,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掉。
离开法大鉴定中心时,杨宁宁紧紧握着玉梅的手,以极快的语速一遍遍对玉梅重复着:“你这个案子影响着我们好多被家暴的女性,我们都在等你案子的处理结果。你一定要加油。”
2023年7月10日,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案件移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
五天后,施暴者贺某阳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24年1月5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以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提起公诉。
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见到玉梅时,是2023年7月的一个上午,即使是白天,玉梅也将窗帘紧紧拉起。为了更方便地就医和处理诉讼相关的事宜,玉梅在成都租了在一处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房间外是公用的走廊、洗手间和厨房,一旦合租者带朋友回来,或是有人敲门,她都会条件反射般将门反锁起来;晚上睡觉时,她从来不敢背对着门。
直到门外走廊隐约出现脚步声和说话声,才将她重新拉回现实——这或许是唯一可以向外界求救的机会。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她借口肚子疼想上厕所,随后用尽力气支起身来,撑着床慢慢挪动。
2023年,在玉梅被丈夫殴打致残的同一年,广州一名男子在离婚冷静期内当街杀害妻子,上海一男子强行闯入岳父母家中持刀杀害妻子。这两位受害者,当时都处于离婚程序中。
北京是玉梅梦想开始的地方。15岁那年,她随北上打工的父母来到这里,念高中、考大学、休学创业,干服装批发。她从不足两平米的一爿小店干起,用了四年时间,开起了四家服装档口,攒下180万存款。
玉梅的人生,被家庭暴力分割出一个以前和以后。她埋怨过,挣扎过,甚至想过放弃生命。她也还没想明白,除了等待判决,未来要如何规划。
四川现代医院的出院病情证明书记录了她身上21处受伤部位,包括左肝广泛挫裂伤伴出血、十二指肠挫伤伴破裂、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胰头部和肺挫伤、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急性腹膜炎、左肾挫伤、鼻中隔偏曲、左侧三根肋骨骨折、脑震荡等。
十二指肠切除术后,玉梅肠梗阻的风险极高,严重时会危急生命。只有长期喝白粥、营养粉、鸡蛋羹这样的流质食物,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出院三个月,她的体重一度从90斤掉到75斤,因肠梗阻入院三次。
2023年7月下旬的一天,嫂子打开房门,看到玉梅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她喊玉梅的名字,没有得到回应。她不知道的是,玉梅偷偷上过楼顶天台,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8月,在家人陪同下,玉梅前往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康复门诊,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结果显示,“…患者存在闯入性回忆,查及明显焦虑抑郁情绪。”
她变得自卑。有一回独自下楼,刚走到小区门口,造瘘袋的密封条不知怎么松开了,一袋子排泄物直接漏了出来,粘在她的腿上、裙子上和鞋上,散发出难以忽视的酸臭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深居简出。
“公权力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反家暴法》也做了很多的处置机制和救治机制,所以我们反家暴的责任部门,应该要更加及时、有效有力地去处置家庭暴力。”
在办案人员的见证下,双方约定好了去民政局办理手续的时间。按照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需携带离婚协议到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三十日离婚冷静期过后,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离婚证,方可认定为生效。但刚出派出所的门,贺某阳便反悔了。
李莹向澎湃新闻记者解释,部分受害者因为长期受到经济或精神控制,可能产生“受暴妇女综合征”,这种习得性无助感会使其陷入回到施暴者身边的恶性循环。当家暴受害者试图摆脱控制关系时,往往会陷入更广泛的困境中,“包括缺乏社会支持、没有稳定居所。即便受暴者名下有不动产,也无法直接转化为能够提供庇护的资源。”
2023年5月,四川舟达事务所律师马长均见到玉梅,那时身高不足1米52的她躺在病床上,10根引流管从不同方向穿进她的身体。
“为什么?我跟你过不下去,你要家暴,我都提出来了愿意离婚,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在与律师李莹见面时,玉梅说,她想不通这个问题。
玉梅说,除第一次外,后续每次报警,她都坚持要求依法处理,但得到的答复不尽相同——你们是夫妻,夫妻和外人不一样;你们都有孩子了,要为孩子考虑。仿佛应验了贺某阳曾对她说过的话:一个女人,领了结婚证、怀孕了,就像放风筝一样,随时可以拽回来。
接到贺某阳打来的电话时,玉梅的父亲谢峰(化名)还在距离成都市区400多公里外的平昌县城。对方只说了一句“爸爸,这次我打失了手”,并未如实告知玉梅的具体伤情。
玉梅的哥哥谢凡(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4月25日、26日、27日、28日,他和父亲都尝试过报案,得到的答复是,需要等患者苏醒后指认嫌疑人,证据齐全才能实施抓捕。
“当时她挂着那个(人工造瘘的)袋子,喝了一点带菜叶子的那种稀粥,(我)就看到稀饭和菜叶子原样地排出来了,”他回忆道,“到那里半个小时以后,我的心理都有点承受不了那种状态。”
“这个就是家暴的特点,他其实就是想达到对你的控制。如果一旦离婚,你跟他在法律上没有关系了,他就没办法达到控制你(的目的)了。”李莹回答。
相关司法材料称,玉梅打开房门呼救时,是上午8时35分许;四川现代医院出具的报告显示,接诊时间是上午11时。这意味着,他人协助报警后,时隔两个多小时,玉梅才得到救治。而事发地距离四川现代医院武侯院区约3公里,车程仅10分钟左右。
李莹是国内反家庭暴力方面的资深律师,距离她第一次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已经过去了21年,期间,她经手过的案子里,不乏受害者因家暴失去生命的恶性案件,包括云南宣威泼汽油将妻子烧伤致死案,湖北黄石杀妻案。
2023年4月29日,事发后第五天,谢峰和儿子带着医院出具的初步病历和连续多日的病危通知书,再次前往派出所。成都市武侯区公安机关决定传唤贺某阳,将其刑事拘留。
2023年9月25日,贺某阳用一把12厘米的户外钢刀砍伤了玉梅,在她头顶和额尖处留下两道疤痕,至今可见。派出所认定贺某阳家暴,开具了一份与此前内容相同的《家庭暴力告诫书》,但并未给予其治安管理处罚或刑事处罚。
鼻子上挨了一拳后,玉梅陷入短暂昏迷。醒来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小指处的皮肉翻起,床上有血迹,而施暴者贺某阳就躺在她的身边。
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难解的症结:由于家庭暴力发生通常具有隐蔽性,难以取证,如何定性“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很依赖办案人员的主观认知。
在重症监护室期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天花板,通过明暗变化来估算时间的流逝。口渴时,她只能抬起食指,敲击病床右侧的挡板,发出一点声响。鼻子里那根手指粗细的胃管令她连咽口水都困难,更别提与人交流。
楼宇没变、街道没变,她忍不住举起手机,拍下窗外飞驰向后的景象,在手机里写下: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如果当初没有回成都,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
截至发稿时,距离案发已过去580个日夜。玉梅奔波于医院和鉴定机构,在法院、公安、律师、媒体面前一遍遍重述那场梦魇。家暴结束了,但她要面对的,是已知的伤病、未知的后遗症和漫长的诉讼。
该案原定于2024年11月27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后通知将延期开庭审理。此前,由于认为该案性质恶劣,玉梅和律师曾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希望由该院提级审理上述案件。
一年多来,这是马长均第一次见到玉梅脸上露出放松的神情,“哪怕是哭,她都是一种喜极而泣的状态,我就觉得,这应该是阶段式地满足了她小小的心愿。”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玉梅说,2023年10月28日前后,她照常坐地铁回家,刚准备出站,就看到贺某阳在十米开外等着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她带着澎湃新闻记者去到当时的地铁站,该站有四个出口,下班高峰时人流密集,“他就在我要出入的地铁口等着我。”玉梅说,她至今仍然无法想通,贺某阳究竟是怎么一次次找到自己的。
2018年,她离开这座生活了十年的城市,辗转于广州、石家庄,开始做直播带货。也是在那时,贺某阳注意到玉梅,加进了她的粉丝群。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2020年7月10日,随后确立恋爱关系。交往不久后,玉梅将石家庄的店铺转让,回到离家更近的成都继续开店。2021年5月20日,她与贺某阳在民政局登记结婚。
“我上班,他就送我去上班。我下班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在那里等着我。他说,只要我跑或者有别的想法,他就去我单位闹,”玉梅说。
但民警离开后,贺某阳并未立即送她去医院。玉梅回忆,他打电话让公司员工开来一辆私家车,上车后,他要求驾车者先去给车子加油,随后又让对方驶往办公地安排工作,“我们车子后面的左边是有一个婴儿座椅,我坐在中间,他就坐在右边,防止我推门下车。”
玉梅坚持认为,贺某阳涉嫌故意杀人未遂。但和大多数家庭暴力事件一样,这起案件具有空间上的隐蔽性,难以取证。玉梅与律师想讨论的重点,在于案发后贺某阳是否涉嫌拖延就医。
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她需要自费垫付所有涉案的医疗费用和其它开销,等待判决结束后由被告统一支付。截至目前,包括手术、治疗、住院、前往北京鉴定的路费、住宿费等各项开支,她花费的总额已经超过32万。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后,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随机抽取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1073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家暴认定率仅为6%。即使是认定存在家暴的案件中,也有24%的案件判不离。
玉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贺某阳将自己强行拖入房间后,迅速翻看了她的包和手机。“看了不到一分钟,他就一把把我拖到地上,双手往下捶我的腹部,”玉梅捏起拳头,比划着,“捶下去第一下的时候,我就没有声音了。(想)喊救命、喊疼,喊不出来。”
她不记得贺某阳究竟连着捶了几下,只记得自己疼得翻过身去时,肋骨又被踢了一脚,“他一边打,一遍说,‘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我让你去离婚,我跟我妈交代好了,把你弄死了,我就去给你抵命。’”
房门就挨着洗手间,离床尾不到2米,她看着两道安全门锁,计算怎样以最短的时间开门呼救。就在那时,过道里再次传来响动,距离似乎很近。玉梅立即靠向门边,一只手解开上方的防盗锁链,一只手按住门把,拼尽力气喊道:“救命,救救我,帮我报警。”
玉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事发后确有两位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警察让我要去医院的话就先去医院。去完医院,如果还需要报警的话就到派出所去做笔录。”
由于长时间接触消化液和特制胶水,造口周围容易受到腐蚀刺激。洗澡前,她还要预先在腹部裹上一圈圈保鲜膜,防止水和沐浴液直接接触皮肤。尽管玉梅可以自己清洗底盘和造瘘袋,但到了定期更换的时候,她必须保持平躺状态,无法独立完成。嫂子为此放下了工作,从外地搬来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事后她才知道,她的内脏和十二指肠破裂。伴随着剧烈的腹痛,她侧身呕出了绿色液体,溅到了对方的鞋子上。“他就拿着鞋,说你再吐我鞋上,就给我舔了,”玉梅回忆道。当时,她的手机早已不知所踪,除了恳求施暴者送自己就医,她别无选择。但对方并没有理会。
2023年9月26日,贺某阳离开派出所后,玉梅没有回家。她坐上了去重庆的高铁,前往朋友家中躲避。过了不到一周,贺某阳找到了她。
2016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家暴现状》调查表明,在中国,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2.7亿个家庭中,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
四川现代医院的病情证明书显示,患者入院查体时“神情恍惚,烦躁不安,贫血面容…腹部膨隆,可见腹壁大面积淤青…双肩部压痛明显,双前臂肢体大量淤青,压痛明显”,以“急性腹部闭合性损伤”收入急诊科。
手术留下的切口在愈合时出现了感染化脓的症状。每天,医生都要用镊子将已经合拢的部分一点一点分开,插入棉签,查看流脓情况和伤口深度,最后以盐水来回冲洗。
一般来说,在人身伤害案件中,为了确定受害人的伤害程度,法医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操作规范,通过公对公到医院病房调查伤员,确认伤员当时伤情和客观伤残状况,拟订伤情等级;在出具鉴定结论时,法医学鉴定人除了需要审查送检的鉴定材料之外,一般需要对被鉴定人的身体进行必要的检查或者做必要的辅助检查,特殊情况才实施书面鉴定。
2024年2月初,因腰痛不适,玉梅前往医院,诊断出左肾萎缩;4月18日,她再次就诊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左肾已经彻底失去了功能,在双肾显像报告上,玉梅看见自己的左肾已经萎缩成一颗豌豆大小。还没走出医院,她就忍不住蹲在地上痛哭起来;8月,双肾显像报告上同样的位置,她的左肾已经缩成了一条难以辨认的细线。10月末,在网友的建议下,她前往北京航天医院泌尿外科再次进行检查,医生告诉她左肾功能不可逆的同时,还在CT检查单上看见她的肝部出现了新的囊肿。
她结婚时,关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正式施行,从家庭暴力的范畴界定、预防、处置,到违法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7月24日,玉梅的刑事代理律师姚克枫前往检察院进行第一次阅卷。当时,案卷里并不包括此前玉梅多次遭遇家暴的报案记录和就医情况。而姚克枫认为,有必要对事实进行补正。在他看来,之前几次的家暴证据能够客观体现施暴者的行为具备“持续且恶意”的特征。
或许是为了避开车流和人流,贺某阳拖着玉梅从宾馆侧面的逃生梯下楼,来到在宾馆后门旁的小公园树林里。而呼救已经耗尽了玉梅的力气,她无法独立坐着,只能躺在地上。
她说,自己换掉了手机号,借用他人身份证租住在成华区一栋公寓,距离贺某阳当时的住所至少20公里。安顿下来后,她找了份在美容院上班的工作。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等法条,将抚养权判给了玉梅,“被告贺某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至其十八岁为止的生活费......“判决书同时指明,如果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至发稿前,玉梅暂未收到抚养费。
2024年5月31日,玉梅与贺某阳离婚纠纷案开庭,在长达11个小时的庭审后,那个看守所里的男人终于不再是玉梅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法官当庭宣判离婚和抚养权归属后,玉梅轻轻抱住了身旁一名女性律师。
通过网络账号发声后,玉梅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并不是孤例。她的私信栏变成了树洞,每天,都有新的信息涌入,讲述自己曾经被家暴或者目睹家暴的经历,甚至有不少受害者会征求她的建议,表达困惑和无助。
在玉梅的自述中,贺某阳先是冲进卧室扇她的脸,而后将她拖到户外殴打。她向路过的外卖员求救,对方替她报了警,并将她送往最近的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诊断结果显示先兆性流产。但那次报警没有留下笔录,“警察过来以后,带我去他们家,当时他在房间里睡觉,他妈妈来开的门,”玉梅称,“警察都没有看到他人,就说转告你儿子不能家暴,然后就走了。”
父亲谢峰有高血压,却还是在年后默默找起了零工——为了给玉梅治病,他和妻子找亲戚借了10万,还了五万,还有一半要还。玉梅的母亲整夜睡不安稳,“心里好像有块大石头压着,”她对记者说。
根据玉梅回忆的报案时间和地点,律师团队向成都和重庆的相关派出所和医院提交申请书,最终调取到与家暴有关的六条报警记录、四次就诊记录,以及当地派出所向贺某阳开具的两次《家庭暴力告诫书》。
相关司法材料称,“2023年4月24日晚,被害人搭乘他人驾驶车辆返回其暂住地时,被贺某阳尾随跟踪,后在上述小区强行将被害人带至其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某小区的家中,因未带房门钥匙,又将被害人带至成都市武侯区晋康街某酒店,并于次日0时许入住该酒店。”
“期间,贺某阳因被害人提出离婚,为发泄不满情绪,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被害人胸腹部等部位多次进行殴打和踢踹……”前述材料显示,“8时35分许,谢玉梅趁贺某阳不备打开房门呼救,被贺某阳发现后强行拉拽回房间,后被酒店装修工人发现并通知前台工作人员报警。”据此计算,在酒店二楼的封闭空间内,玉梅与施暴者独处长达8个多小时。
最终,在警方的劝说下,玉梅和贺某阳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她放弃分割财产,抚养权归男方所有,每月向其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
“我说,如果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姐姐,你们的妹妹,你们的妈妈遇到这种事情了,你们还会这样轻描淡写一句话,‘你们都有孩子了,要为孩子考虑’,你们还会说这句话吗?”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个月。2023年5月23日,玉梅出院。医生在她的腹部右侧留下了一个开放型的洞口,用底盘将特制的造瘘袋固定在她身上,用作暂时性人工肛门。
确诊肾无功能后,玉梅在今年4月再次前往北京,进行伤情补充鉴定。在法大鉴定中心二楼大厅,一位坐着轮椅的女士认出了她。在短暂的交流中,玉梅了解到,对方叫杨宁宁,从河北邢台来北京做伤情鉴定——两年前,丈夫趁她睡着时多次掐喉,造成其颈动脉夹层,引起脑梗死。事发第一时间,杨宁宁和家人都没有选择报警。
但在那之后,对方仍然动辄辱骂,然后道歉求和。2022年1月13日,玉梅再次因家暴报警,当时,她已怀有六个月身孕。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晋阳派出所对贺某阳开具了一份《家庭暴力告诫书》。
2023年4月15日,最后一次家暴发生前九天,是玉梅最接近离婚的一次。当天中午,贺某阳在砂锅店向玉梅泼去四盘滚烫的砂锅。店员报警后,玉梅在派出所坚持要求依法处理。民警再次以家庭纠纷为由劝她选择调解时,她第一次失控了。
当乐手游平台2023年4月24日深夜,玉梅遭到当时的丈夫贺某阳尾随,对方将她强行拖入成都市晋康街一处酒店,并在房间里对其实施殴打、踢踹。玉梅得到救治时,已是次日中午,她陷入失血性休克。
正是在那时,玉梅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逼近。“那个时候就是视线很模糊,眼睛也睁不开,肚子很疼,我没有办法动。”她说,当时只能用意念不断告诉自己,“一定不能睡,眼睛千万不能闭。”
在重庆辗转数日后,玉梅决定回到成都,“当时想着,他一直在重庆找我,可能想不到我会回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出于谨慎,她打了一辆顺风车,用现金支付了车费。
玉梅回忆,2023年5月4日左右,有警察来医院为她做初步笔录,调取了当时的病历,但她没有见到法医,也没有签署过伤情鉴定的有关文件。出院前,她接到通知,前往派出所领取伤情鉴定意见书。
2022年3月,她在坐月子期间再次咨询律师,对方表示,诉讼离婚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到两年,孩子尚处于哺乳期,法官判离的可能性不大。更实际的选择是与对方协议离婚。
这支防狼喷雾,直到最后一次家暴时,仍放在她随身携带的包里,没有拆开。“我发现等他真的对我施暴的时候,我拿什么都没有用,还没有机会掏出来,已经躺地上了。”
2023年4月24日深夜,玉梅回到暂住的小区,包里还装着刻有家暴证据的光盘。当天上午,她曾带着这份光盘前往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提交离婚诉讼的相关材料,柜台工作人员告诉她,因缺少男方户口信息无法办理,让她补齐资料次日再来。
她开始就离婚事宜咨询律师,得知她已处于孕晚期,律师建议她优先照顾身体,等生完孩子再做下一步打算。“很无奈,真的很无奈,那个时候想着等生了孩子我就自由了,我就可以做回我自己。”
2023年底,李莹联系上玉梅,表示愿意无偿为她提供法律支持。此外,她协助玉梅申请了医疗和生活紧急救助金,共计7.7万元。
同年,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各地告诫书发放标准和程序、送达范围、信息录入、跟踪回访等要求不一致,不同地区基层执法人员认识不统一,告诫制度执行地区差异较大。”
“我记得很清楚,有天半夜,我亲眼看到同病房有个人离开了,”玉梅说,“第二天下午探视的时候,爸爸来看我,当时我就很想跟他说,我昨天晚上看到有人死了,我很害怕,我不想在这里,我觉得我也会死。但是因为当时插着管子,根本就说不出来话。”
“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当时没有报警,”杨宁宁告诉记者,自己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玉梅的视频以后,才开始了解法律知识,“我特别佩服她,她是被家暴的人里法律意识比较强的人。我都不知道妇联、不知道居委会是干啥用的,因为考虑到孩子、考虑到家庭,就没有选择报警。”
贺某阳身高1米78,体重75公斤,无论从体型还是力量上,她都无法与其抗衡。她想过买一把刀,放在抽屉里或枕头下,用以自保,但又考虑到有可能反被对方当作武器,最终作罢。再三权衡之下,她买了一支防狼喷雾。
她希望贺某阳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也是为了告诫潜在的施暴者,“打自己的老婆孩子是违法行为,我们要让这些犯罪分子恐惧,让他们不敢再这样做,要不然会有更多为家暴而付出自己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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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版本 V4.4.9 | 大小 26.45M |
系统要求 安卓8.7 | 更新时间 2024-12-12 01:21:40 |
语言 中文 | 开发商 |
适龄范围 12+ |
修复bug
我的总结几点:
1.加图商场盘中异动 下午盘大幅上涨5.36%
2.奈飞涨0.25% 股价突破900美元大关
3.王道科技盘中异动 下午盘急速上涨5.00%报1.05美元
4.Tilly'S盘中异动 快速跳水5.56%
5.梯瓦制药盘中异动 下午盘股价大涨5.02%报17.49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