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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危机的受害者。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各发展中国家应自发担负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愿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南南合作等方式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战略机遇。

王彬彬对此表示认同，在她看来，当前全球南方国家间已经形成一股团结合力，形成了在共同治理目标引领下，自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贡献的积极局面。

“津巴布韦一位大使曾表示，自己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现在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给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选择权。”王彬彬表示，从原先只能购买欧美能源产品，到如今中国品牌进入津巴布韦市场，中国能源成为了更实惠的选择。

“‘精准’是塞拉利昂朋友对于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直观感受。而欧美国家的帮扶缺乏协商的过程。”王彬彬说，这意味着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处在更平等的高度上，展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尊重。

索尔海姆进一步以中国援建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与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的蒙内铁路、中国援建埃塞俄比亚的亚吉铁路、以及在印尼刚刚通车的雅万高铁为例，生动诠释了中国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对推动相关国家发展的必要性。

在索尔海姆看来，多极化是21世纪世界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表示，无论21世纪的世界还将迎来何种挑战和冲突，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多极背景下，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来解决。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通过投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等方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能源转型，”索尔海姆表示，“中国在巴西、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及合作项目都助力了这些国家的能源转型。”

索尔海姆称，当今时代呼唤对话和尊重，“让我们相互尊重，以对话谋共识。”此外，索尔海姆还建议应当设立某种轮换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强有力的发声机制。“我们需要对现有体系进行更深入的改革，以便其在21世纪更好地发挥作用。”

“提升发展中国家谈判话语权也至关重要。”王彬彬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专业的谈判代表，其邀请的发达国家谈判代表，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实际国情的理解。因此，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专业谈判人才是当务之急。

“以人为本”是王彬彬给予中国“小而美”项目的关键词。以中国在非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例，王彬彬介绍称，中国政府的援助做到了精准关注当地民众的实际需要。比如非洲居民经受电力匮乏的困扰，中国会援助其太阳能设备；如果需要电脑，则可以开发一些针对性设计。

索尔海姆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应该遵循双重策略——运用包括联合国气候谈判在内的所有机制，同时建立和完善新机制。“金砖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都是不错的合作范式。”

除专业谈判人才培养外，王彬彬还提到了提升各国科学话语权的重要性。从参与其中到后来居上，她表示，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发展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索尔海姆指出，中国已经打赢了蓝天保卫战。“如今在中国生活是一种极佳的体验——阳光灿烂、天空晴朗、全民电动、全域领先，”他表示，“中国达成这些成就仅用了非常短的时间，这是令人惊艳的。”

提及南南合作，两位嘉宾都关注到，近年来，“全球南方”群体正更多展现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诉求，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也在提高。而南南合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提供了新格局和新平台。

新的年度节点上，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国的绿色转型如何铺就全球“发展之路”？“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对话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创始主任、耶鲁大学世界学者王彬彬，解读中国如何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应对挑战，共创绿色未来。

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中国风电、光伏产品出口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清洁、可靠、用得起的能源。中国的绿色方案也收获了国际社会的赞扬。

“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科学家提供的报告数量，正呈现递增趋势。这意味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文献正越来越多地得到关注，发展中国家开始在权威科学报告领域中展现更多话语权。”(完)

“如今，太阳能比煤炭更具性价比，因此，选择绿色发展反而能节省成本，”索尔海姆说，“正是由于相关制度较为完善，中国才能在这方面成为全球引领者。”

威尼斯澳门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于11月11日至22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本届大会承载着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望。

长期以来，在以西方社会为中心和主导的世界秩序下，占世界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国际话语权，与自身规模并不相匹配。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