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机场、磁浮项目、虹桥枢纽，这是刘武君参与的众多项目中最引以为豪的3个。“浦东机场时间跨度最大，虹桥枢纽综合性最强，而磁浮项目则是技术上压力最大的。”刘武君说。

传帮带的背后，是矢志育人的责任感。刘武君说：“一是要通过讲课、写书等，把我们研究的成果、提出的理念等传授下去；二是要在实际项目中做好辅助支撑，帮助年轻一代不断迎接挑战。”

1994年，刘武君受邀参加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设。当时的机场周边还是一片滩涂，但此起彼伏的打桩机的轰鸣声和一栋栋即将拔地而起的高楼，让他心潮澎湃、倍感振奋。“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内机场项目建设。”刘武君回忆。机场地基如何处理？行李分拣、旅客信息系统如何设计？钢屋架如何施工？这些压力落到刘武君肩头。技术要求高、工程难度大、涉及人员多、建设时间紧，刘武君索性以工地为家，1995年春节也是在工地过的。

1988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刘武君到国外留学。走下飞机，他被当地机场的现代化设施、规范化运营深深震撼：“基建领先国内太多了。”

“做磁浮项目期间也是我获得技术专利最多的时期。所有问题都是新问题，所有问题都必须解决，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取得一个专利。”刘武君笑着说，“做完磁浮项目以后，我碰到任何技术难题都不再‘挠头’了。”

退休后的刘武君没有停下脚步，依然在从事交通领域的规划研究、项目咨询等工作。在他看来，我国交通领域的硬件水平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软件”还有待提升。

搞研究、做咨询、开讲座，刘武君为的是更好发挥传帮带作用，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经验和积累、思路和理念传授给后来人。“让更多人能够担起新的时代责任，助力我们国家交通规划工作真正走到世界前列。”刘武君说。

“‘软件’不硬，就会造成机场运营效率不高，客货处理量达不到预期，影响机场的服务水平和营运能力。”刘武君说，比如国内盈利能力最好的机场，客均消费在100元人民币左右，而国外有些机场能达到人均100美元左右，“差距不在机场土建，而在运营水平上。补齐这些短板需要专业人才。”

亚新射灯刘武君，1963年生，湖北公安人，工学博士。曾参加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二、三期工程，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扩建，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和上海磁浮列车重大工程的科研、设计、建设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等。

“个人理想要跟国家需要结合在一起。”刘武君说，自己很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国家的快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舞台，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发展联系起来，用知识报效祖国。”

领衔攻关的背后，是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采访中，他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我们要把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按照轨道钢梁的思路来做，当时国内还没有能用来加工的高精度设备，制作成本不可估计。”刘武君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奋战在实验室，尝试各种思路。经过22个月的技术攻关，他们以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梁的思路，全面攻克了磁浮轨道梁的设计、制作难题，制作出了符合技术要求的商用磁悬浮轨道梁。之后，2500多根大梁被建造安装，磁浮轨道系统实现了国产化。

在近20年时间里，从浦东机场一期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到二期、三期项目的总工程师，刘武君深度参与了机场建设工作，牵头完成了机场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

刘武君用两年时间攻克语言难关，系统学习了科研方法、前沿理论知识。为紧跟前沿领域研究，他还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归国时，行李箱里塞满了书。

这些年，刘武君写就多部涉及航空港建设、规划、管理等方面的专著。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不定期在校内开展专业问题研讨。在全国奔波，与从业人士分享经验体会。刘武君有自己的交流心得：“在学校讲课，范围必须小，这样才能与学生充分交流；邀请授课，必须先看学员名单，专业对口才能更好互动。”

刘武君经常带着学生一起参与项目咨询。针对运营管理，他还会带着学生到现场调研，通过实地考察、数据推演、模型分析等，感受不同机场运营管理模式带来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年轻人开阔视野，让他们更有信心迎接新的挑战。”刘武君说。

“追赶者”，这是当时刘武君给自己的定位。“看到了差距，就想着好好学习，以后努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好、让人们出行更便捷。”

磁悬浮交通系统由车辆、控制、驱动和轨道系统组成，轨道系统是技术攻关的难点。高速磁浮列车对轨道梁要求极高，梁体允许误差必须控制在2毫米以内。这种高精度的要求，当时只有国外生产的轨道钢梁能做到，但成本过高，不利于商业应用。

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完成一项项技术突破；编写规划、用心授课，在传帮带中倾注精力……过去30年，刘武君深耕交通规划领域，取得了多个“从0到1”的突破。

北京，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见到刘武君时，他正在准备讲座课件。“今天一早刚从上海过来，明早在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讲座后，下午还要赶到洛阳开一场咨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