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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合同里面也写了，我过来是做国家队教练兼运动员，我心想也挺好的，我不想在一线打太多。后来偶尔打几个（比赛），他们发现我的球可以直接拿成绩，就决定让我去打，国家队希望我这么做，那我也得履行我的责任。

一步一步从上海江湾体校、市体校，到上海队、国家队，都是教练和老师呵护着。自己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去配合，我很乖的，老师说什么我都听。很多人都确实比我好，方方面面从身高、家庭背景、感觉技术等等，我看在眼里。我捡球都在小跑步。

我们先从比赛来讲，第一场球也是很惊险。3比0领先土耳其选手阿尔廷卡亚，给她追到3比2。如果我自信心不够，或者战术运用错误，会被她反败为胜。

那年第38届世乒赛结束后（编者注：倪夏莲获得女双亚军、混双季军），我就觉得我应该走了。我得过世界冠军，已经梦想成真，到了一定时候，我也不想要再多几个冠军了，在我的一个角落里过自己的日子，这是我的理念。

我的体育老师郑申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我的直板正胶、静态快攻，有人说动作不漂亮，但它是非常合理的，不合理，不可能打到现在。我能学到这份上，打到这份上，跟他手把手教我分不开。

平时参加各项国际赛事，她还兼任给搭档卢卡·姆拉德诺维奇和莎拉·德·努特带队，就像小时候做班长的“一帮一”，有时候他们开玩笑叫她“妈咪”。在卢森堡，打球只是她的“副业”，她有自己的公司和旅馆，当她结束这场巴黎之行，总有比打球更重要的事——睡个懒觉、喝杯咖啡，洗衣做饭……

其实我没决定在卢森堡长居，结果七搞八搞年龄上去了，要生孩子了，孩子出来要照顾，一年一年就这么过，说起来也挺糊涂。但这样也挺好的，不会太痛苦，有时候目标太高了，达不到会痛苦，我就过普通生活最好了。

离开那天，我从上海到北京、北京飞到柏林。说起来都是泪，我要忍住自己。我跟第一个爱人去的，我们从小在一起打球，因为我们是两个人，爸爸妈妈也挺放心，我想我会回来的。我从来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扔不掉、甩不掉、忘不掉，但是又没办法。

至于下一届奥运会我能否参加，还是不谈了，奥运会不是我想参加就可以参加的。我打到现在，也不是因为年龄优势，而是卢森堡需要我。帮他们，也帮自己打到现在，挺开心的。当然输球也很痛苦，年轻也要输，老了多输一点。

作为一个球员，卢森堡对我挺好的，我也在尽力帮他们。我从小在班级里边都是班长，旁边坐的最差的，老师老要我去一帮一，所以我很习惯帮助别人。现在我带队的还有两位队员，一个女双搭档莎拉·德·努特，一个混双搭档卢卡·姆拉德诺维奇。平时我们是叫名字的，有时候开玩笑也会叫我妈咪。

到交大读了一段时间后，国门打开了。1989年，德国拜尔俱乐部请我过去，签两年合同。当时国内的工资一百多块钱一个月，已经很高了，但是我出去可能十倍、二十倍，我想赚点钱，给家庭带来好的生活。爸爸妈妈在上海小日子也过得挺好，但作为女儿，我希望他们更好。

ng网官网这个夏天，61岁的她代表卢森堡第6次出战奥运，凭借其独特的直板长胶倒拍打法，差点让土耳其选手阿尔廷卡亚闪了腰，后以四比二的胜局晋级32强。之后对阵孙颖莎，零比四，她几乎全程都被碾压，但始终未减在场上的“松弛感”。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关系，我的付出就是凭良心在做事情，可能会被人误会，一腔热情不被理解，这是最痛苦的时候，慢慢你就会接受，让它去吧。在你身边的人，你不需要解释，不懂的人，永远不要去解释。自寻烦恼很累，最重要的是自己做到最好。

我说我是家庭妇女，看上去在开玩笑，真是这样。在家里该洗衣服了、做饭了、擦地了、买菜了，没有这个我没法过了。我为人妻为人母，是一个妹妹，还是一个小女人，完全去打球不可能，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她的确做到了，1983年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20岁的她拿了混双冠军、女双季军。她也参加了女子单打，“（八进四）让掉了，当时是服从组织安排”，提及此事，她语气平静，坦言过去“让球”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第二场球和孙颖莎，能和世界第一打，输赢早就不重要了。特别是莎莎那几个球，我笑出来，我是在欣赏，真棒，我就想不到会有这样（打球）的可能性。

1979年（编者注:倪夏莲16岁）进中国队后，我坐了几年冷板凳。在这个情形下，我改了一个打法，长胶进攻，这种打法当时在国家队没有的，教练组也开会了，万一改不好，我还没有成绩，运动生涯就结束了。经过三天考虑，我觉得还是去试一试。

海外打球的理念和国内不一样，我小时候目标很明确，我是要打世界冠军的。这里是打着“玩”，今天开心了来打打球，明天喜欢体操了，跑体操馆去了，后天去唱歌了，他们的发展理念也是多方位的，没有说一定要攀高峰。

在这次中国对朝鲜乒乓混双决赛前，她因打法与朝鲜队选手金琴英相似，受邀给孙颖莎、王楚钦做起陪练。回忆起那一刻，倪夏莲觉得很开心，她说虽然已经不在中国队，但她是从中国队出来的，“要为中国队去考虑”。

朝鲜混双这一队很厉害。特别是用左手的金琴英，中国队不一定见过。他们很少出来比赛。全球混双选拔赛我们一起打过，因为他们上来了，把卢森堡的名额挤掉一个，本来（卢森堡混双）有机会进奥运的。

我还是吃中国菜，西餐做半成品很容易，但我还是要自己切一切肉，炒肉丝、炒肉片，花在厨房的时间很多。平时早晨睡个懒觉，慢慢喝个咖啡，吃个早餐，看看手机，很悠闲，业余时间去打一打球。平时不比赛的时候，我很少练的。

现在转眼年龄上去了，我们上海人说，整天盯着个球不放，脑子有毛病。所以我的时间特别珍惜，平时就这么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给乒乓球，小跑去捡球都开心，因为还可以打球，偶尔赢两场也很开心，输了没关系，人家练的比你多，正常的应该的。

1990年6月，我跟卢森堡签了合同。过去300多公里，德国的老板开车送我，卢森堡的市长跟俱乐部都在海关，几辆车等着接我，非常隆重。我在欧洲三十多年，没有一个队员有这待遇。这一份尊重和信任是无价的，奠定了我们相互之间愿意非常好地合作。

1983年第37届世乒赛，我拿了混双冠军、女双季军，女单八进四的时候让掉了。当时是服从组织安排，我以前从来不说，这是国家队的秘密，现在不是了。

像孙颖莎、陈梦、王曼昱，她们是世界顶尖的，我是重在参与，自己都明白位置在哪里。当然，我的天职要争取去赢。赢每一分、每一板也是赢。

这半年多来，他们成长很快，我们三个都参加了奥运会单打，卢卡是卢森堡历史上第一个参加奥运乒乓比赛的男选手。我们破了很多纪录，从比例上来讲，卢森堡是参加奥运会最多的一个国家，因为只有65万人。乒乓球还是给这个小国家带来了很多盛誉吧。

这也是我打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很自由。世界比赛、欧洲锦标赛这些大的比赛，我只要参与就行，那我觉得很轻松，就一直“混”到现在。

在海外，打电话最奢侈。这（编者注：指与记者进行视频连线）是我的一个梦想，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可以这样聊天，但90年代，一台电脑大概2万人民币，要几年的工资，好不容易赚点钱，2万块这么去花又不舍得。

打完回来，我是中国队三个重点培养之一，还有戴丽丽、耿丽娟，我们吃的伙食都不一样。1985年队里有一些事情，我也不愿意多说，让它永远成为历史吧。

当然，对于从小苦练、捡球都要小跑步的她而言，这项运动并不轻松。一路从上海业余体校打进中国国家队，身高、技术并不占优的她坐了几年冷板凳，那时她需要赢、需要成为冠军证明自己。

回过头想想，如果我不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不可能达到这种奉献精神。卢森堡作家Gaston Zangerlé为我写了本书，书名翻译成中文是：《倪夏莲——上帝的礼物》。他是这样评价的：中国好的教育和卢森堡好的平台才造就了我的成功。我自己没觉得成功，但确实在国内26年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财富。

其实奥运期间，我和中国队接触不多。各自准备比赛，大家都需要空间。我非常理解，也知道过他们的一些规则，我的任务就是不要添乱，中国队担子很重，不像我们讨江湖的，压力完全不一样、任务完全不一样的。

但从专业角度来讲，赛前一样的打法练一练，心里会踏实。整个赛场上可能一个球就会定胜局。如果能够帮到他们，我很开心，虽然我已经不在这个集体了，但我是从这出来的。广义上讲，我还是属于中国队，要为中国队去考虑。

有一板赢了之后，我直接原地转了个圈，哈哈哈！赢一分我也很感动，很多时候，这场球对我来讲根本没法发挥，她太强了，完全控制我，那么有一个球的打得特别爽、终于打一个自己的球了，我也是乐在其中，非常享受。

正好交大的老师也找了我很久了，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回到学校读书。我14岁进上海队，高中没有读完，数理化肯定是跟不上的，到了交大读科技英语专业。大学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包括为现在跟老外交流打下基础。

这块金牌太重要了，上一届丢了，我们都希望能够赢下这一块，而且它是乒乓比赛的第一块奖牌，对整个士气也很重要，我个人的利益，那时绝对是不去考虑了。

之前院子割草是她丈夫在弄，现在她也学会了，每次除完草，都能闻到一股青草香。转眼到了这个年纪，她不再需要像以前盯着那颗球不放了。

而且，赢中国队从来就不是我的目标。我心里想的就是，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我的心一直是在国内，只是在不同的岗位做我的事，打我的球，在这个工作里尽自己的努力去履行我的责任。

否则我第二天没法恢复，睡一觉还是累着。万一不当心，我要受伤的。受伤往往是疲劳了，思想不集中，或者腿上的劲没原来大，本来以为这个跑动可以，结果跑不到了，这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要顺从你自然的状态。

割草的事儿都是我先生了，不过我现在也学会了。对，很简单，很有意思，割完草了还有青草香，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人家路过你家的时候，不要脏了吧唧的被人看不起，对吧？我们都是要面子的。

丢球时，她像个懊恼的小女孩，急得跺脚；好不容易扳回一球，她会兴奋跃起、转圈，脸上的笑意像溢出了屏幕——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她也很爱笑，乒乓球给她带来的纯粹与快乐，时常在她弯弯的眉眼里闪烁着，“能和世界第一打，输赢早就不重要了。”

我总是说受伤了、生病了，你就说再见吧！没必要再打了，我们打球本来就是要增强体质，帮人家也不至于要牺牲自己，我健健康康地活着，是对家人的责任。

也没能力天天跟父母打电话，扔一个钢板进去——我都挺好的，放心；昨天比赛赢了，你们都好不好？好好好……两分钟，钱没了电话就没了，讲也讲不完，想想又不舍得。很多的心情、委屈也好，都要自己消化。现在想来，爸爸妈妈可能承担了更多的痛苦。

陪练的时候，我尽量去模仿她（金琴英），给莎莎和楚钦制造一点难度，让他们在比赛中更容易一些。其实他们已经很棒了，是有备而来，中国队的教练真的了不起，非常专业，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要兢兢业业地去处理。

顺其自然走到现在，我很幸福。爱人Tommy24小时陪着我，什么都帮我弄好了，我练多的话，他也会提醒我。这次巴黎奥运，我两个孩子知道这是关键时刻，但总是要劝我，差不多可以了，不必去强求。哥哥姐姐对我也很支持，我忙的话，他们会做一些菜送过来，几十年来都是这样。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他们觉得我没有能力拿冠军，我也可以理解教练这么想，我只是其中一个垫脚石，为中国队扫清道路。服从集体利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让过球，很多人让了，还接受别人让他。但我很不幸的是，没有人让给我过。

我也发现，做运动员更容易，做教练天天要上班，只有一个队员在也得去，还得开车、买机票、订旅馆，像后勤一样，我语言也不通，也不会开车，就是从头学起。还是做运动员更自由，没人逼我去训练。

“我只是其中一个垫脚石，为中国队扫清道路。服从集体利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她说，可当谈到1985年乒乓女队内部矛盾，“让它永远成为历史吧。”隔年，她离开了国家队，自此开启“海外乒团”生涯，说到这里，她还是忍不住哽咽。

开始的时候肯定辛苦，但国家队没有放弃。慢慢我就打到全国第二，队内23人打大循环，我打到第五。以往这种打法肯定垫底，原来长胶都是防守，我在这个性能上面进了一步，不光防守还有进攻，所以教练组给了我机会。

这种被人家翻盘的经历很多，上一次在东京奥运会，我跟申裕斌打，其实开局非常好，领先很多，稍微走了一点点神，第2局输了，后来3比4输掉比赛，非常可惜。

好在这次自己能顶住。我还是比较松弛，马上回到比赛当中集中我下一板球。土耳其的孩子也很放松，她的打法比我松很多。我要在关键的时候卡住它，这就是战术应用。

我们家前面是花园，后面是菜园。我买的菜都是苗，天天会去看需不需要浇水，有没有虫子在吃，像上海的鸡毛菜虫子多，我就不弄，太辛苦，我也不想打农药，所以黄瓜、西红柿这些都是每年挂在那里。

确实国内有些反对的声音。国内就像爸爸妈妈，觉得这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去帮人家？我们是“海外兵团”，也没办法去跟他们争论，双方处境不同，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吧？每个人都有他背后的理由，理解万岁。

我们不能跟自然斗。竞技体育一般过了三十、三十五岁，肯定是不行的，反应、力量，激情，整个是不一样的。训练的时候，人家练五个小时，我最多两、三个小时。人家打多球，可以打两个小时，我撑死了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