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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2月10日，驻桂林的粤、滇、赣三省军队全部军官1000多人，在大本营行辕举行欢迎大会，各界绅民代表100多人应邀参加。孙中山进行了观点鲜明、内容丰富的即席演讲——《军人精神教育》，指出北伐的目的是“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壮严华丽之新民国”，该演讲也成为桂林整军的重要文献。孙中山赞扬苏俄军人有主义、有目的，所以能与农工联合而造成新国家，并希望“吾国之军人……亦具有主义及目的的决心”，则“其效果必在俄国上”。此后，他继续围绕“军人精神教育”这一课题多方阐述，据1921年12月24日《民国日报》报道，孙中山当日演讲“一时半”，实际上据叶剑英后来回忆，孙中山的讲演是分几堂课来完成的；后人整理记录稿，共得5课，20000多字。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创办、招生、教育、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当时各省均在军阀控制下，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故招考的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委托各省中央委员以及刚刚成立的执行部在各地秘密分散招生。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由于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为办好黄埔军校作出重大贡献。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协助军校做好招生工作，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于1925年11月1日发出第六十二号通告，1926年10月又发出第二十二号通告，强调“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指示各地党团组织应认真选拔“青年中之有革命倾向者”投考军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建设与发展的关注和重视。

正当孙中山在桂林整军经武、厉兵秣马，拟定于1922年2月出师北伐时，却遭到了他一向倚重的爱将陈炯明的阻碍。鉴于情况变化太大，孙中山不得不调整北伐方略，改变进攻方向。后虽有陈炯明掣肘和蒋介石负气归乡，但也动摇不了孙中山的北伐决心。1922年3月中旬，湖南军阀赵恒惕裹挟当地社会团体，通电反对北伐军入湘；下旬，积极支持北伐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被陈炯明部属暗杀。孙中山鉴于形势突变，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变更计划，督师回粤，一面震慑广东，一面进攻江西，从江西出师北伐。4月8日，孙中山命令北伐各军拔队出发；10日，他也离开桂林，持续四个多月的桂林整军至此结束。

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多年，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结果屡战屡败。他最信赖和依靠的将领陈炯明，居然叛变革命并要置自己于死地，此使中山先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孙中山认真总结每次革命失败的经验，归其一点，就是没有自己的军队，导致国民党软弱，从而不断地寄希望于封建军阀，企图改造他们成为革命人士。但屡次失败也让孙中山明白，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孙中山深刻反思后，通过与苏俄革命和苏联红军的比较，决心创建革命新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在此之后创办的黄埔军校，为的就是培养出属于国民党自己的军队。

黄埔军校作为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一所军官学校，在中国革命史当中占有重要地位；黄埔军校的广大师生在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创造了中国现代革命军人的新精神，这种精诚团结、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把他诠释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想、不屈不挠的品质、坚毅卓绝的精神和天下为公的伟大人格，闪耀着炽热的爱国主义光芒，包含和体现着“爱国革命”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国共两党的宝贵财富，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转折息息相关。

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前，孙中山一直把利用军阀反对军阀作为主要的斗争策略。桂林整军后，他吸取“一次护法”时期所领导的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西南军阀有“军”而无“政府”的教训，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通过桂林整军，孙中山掌握和影响着一支多少令军阀敬畏的革命军队。

黄埔军校不仅体现出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象征——国共合作、勠力同心、所向无敌的象征。实现国家统一，是黄埔军校的建校初衷；在黄埔军校建校百年之际，推动祖国完全统一，更是“黄埔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黄埔军校这一金字招牌，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传承着中华文化绵延的血脉基因。孙中山先生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孙中山先生毕生矢志不渝追求国家统一，其胸怀、气魄、眼光、学养以及爱国思想、革命精神、政治思想、斗争精神，在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凝聚全球华侨华人精神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受马林的启示，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不仅加强对中下级官兵的政治教育，邀请马林向北伐军的军官们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还让国民党的青年军官向士兵进行宣传。会见后不久颁布的大本营条例，正式规定设立宣传处，直接由大元帅领导，宣传处的任务确定为“秉承大元帅意旨，宣传三民主义及《建国方略》于军队、人民”。孙中山同马林的晤谈成果，不仅表现为宣传机构的设立和宣传重心的下移，也开启三大政策的酝酿和形成的进程；而此一新颖的进步，无疑是桂林整军的延续，是建立黄埔军校的先导，也确立了整军的政治方向。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看似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的中国，却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再次陷入军阀分裂割据的混乱之中，硝烟四起，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继续号召武力讨袁，倡导护法运动，但不幸均以失败告终。接连的失败，使中山先生意识到革命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依靠军阀的力量终究是靠不住的。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为孙中山先生认识世界和中国打开了新的视野。为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中山先生决心以俄为师，筹建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广纳有志青年并培养他们，以期使之成为真正的革命军队的骨干。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校于1924年6月得以创建。自此，这所将星闪耀的军校登上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他们走向了东征的战场，剪除军阀；走向了北伐的战场，力促统一；走向了抗日的战场，奋勇杀敌，驱除侵略者，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指出革命事业是“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并“依三民五权之原则”，提出“国家建设计划”和“现所采用之政策”。1月22日，孙中山会见苏联代表越飞，双方开始会谈；26日，与越飞联名发表宣言——《孙文越飞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同日，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提出“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1月29日，孙中山所著《中国革命史》脱稿，全文共六节，概述了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革命方略及从兴中会成立以迄护法运动的斗争史，初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但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唆使桂系军阀陆荣廷出兵扰乱广东，于是孙中山决定首先消灭桂系军阀，命粤、赣、滇、黔各军准备讨伐桂系军阀，平定广西。6月27日，正式下令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孙中山命令身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内政部长数职的陈炯明以“援桂”的名义，率领粤、赣、滇、黔各军，兵分三路入桂，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平定了广西。9月3日，孙中山举行宴会，欢迎讨桂凯旋回粤、准备北伐的将领，并在讲话中强调北伐和统一中国的重要意义。10月15日，乘军舰出巡广西，准备北伐，北伐军三万人也于是日开拔。11月，孙中山在梧州国民党员欢迎会上讲话，再次指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论的危害，要求“大家要反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主义”，强调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必胜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孙中山先生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奋斗终生，其创建的黄埔军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黄埔师生用誓词和行动淬炼着“救国济民”的历史担当，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更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从而激励和凝聚着海内外中华儿女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动能。在黄埔军校建校百年之际，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回望100年前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的历程及由此而创建黄埔军校的因缘和关联，展望“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的时代价值及在新时代的启示，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占14%左右，李大钊被指定为会议主席团成员。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政纲。在宣言通过后，孙中山作了《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指出宣言的通过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强调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决不“妥协调和”，同时，还要与“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共同奋斗。通过这些，孙中山先生初步形成了建军思想。

kqcc看球直播官网2024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这所创建于100年前的军事学校，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她的不平凡，其诞生和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的思想以及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立足现实，黄埔情缘已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纽带；展望未来，“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必将成为助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黄埔军校建校百年之际，回望孙中山先生在百年前对于黄埔军校建校的影响，梳理“爱国革命”黄埔精神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历程，就是要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与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的同时，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弘扬中山先生的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大同思想，赓续“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立足于历史新的起点上，克服前进道路上艰难险阻，继续把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几代中国人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11月15日，孙中山离开广西梧州，到达桂林，在独秀峰下的原靖江王府正式设立大本营，筹备军事，准备次年春大举入湘北伐。孙中山虽然在表面上拥有“十万雄兵”，但心里清楚这些军队基本为军阀性质，是为了各自利益和目的暂时鏖集于他的手下。来自护法营垒的军阀阻力和旧军队的惰性，成为孙中山北伐的首要障碍，现实斗争向孙中山提出了整顿和改造旧军队的任务。由于后缺饷械接济，前无借道可能，北伐军长期枕戈湘桂边境，久无战事，也给孙中山提供了整军的时机和条件，桂林整军遂应时而生。孙中山决定在桂林进行的这次整军活动，目的即在于改造旧军队以建立一支革命新军。

1923年夏，孙中山邀请李大钊赴粤商讨有关外交政策；8月16日，又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沪赴苏考察。10月11日，孙中山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党务会议上发表演说，认为过去革命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未能保持“革命精神”“缺乏组织”和忽视军队，强调今后“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10月15日，在国民党广东支部恳亲大会上讲话，指出了国民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作(做)官的终南捷径”，认为这种状况必须进行改变，惟此，“党的基础才能够巩固”。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令其密电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28日成立，为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具体准备，同时，聘苏联政府驻广州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特别顾问。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党纲草案对三民主义的阐发，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的精神。11月25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对国民党员讲话，阐明改组国民党的重大意义，强调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2月9日，在大本营对国民党员讲话，说明“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

时之叶剑英以大总统随员身份，在军官教导团参与整军工作，他曾著《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对桂林整军进行高度评价：“要领导这些军队，要团结这些军队，去和北洋军阀进行坚决的战争，就必须给这些军队以政治上的教育。使他们知道革命军队与普通军队，在政治立场上、在战略战术上，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给他们注射一些新的血液，树立新军队的精神。孙先生在桂林对各军将领所进行的精神讲话，是每一个统帅所当服膺的。”叶剑英不仅高度概括了孙中山整军训话的精神概念，也充分肯定了孙中山训话产生的重要作用。

192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李大钊参加了此次会议，待其到上海后，孙中山与李大钊多次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同时，亲自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9月4日，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组会议，会议赞同了“改组国民党”的主张，9月6日，指定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9名中国国民党章程起草委员。

百年之际，回望孙中山先生与黄埔军校的历史渊源，就是溯历史的源头；缅怀黄埔军校的光辉史迹、黄埔师生投身救国救民历史洪流的英勇事迹，总结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思想以及弘扬“爱国革命”的理念和精神，就是循文化的根基。

早在督师桂林期间，由中共创始者之一的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由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专程来到桂林，多次拜谒孙中山。孙中山热情接待马林，并三次与他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他们集中讨论了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的问题。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国情及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初步想法和关于中国革命的两条建议：一是组成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建立一所军官学校，并明确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尤其在军队建设方面，马林建议孙中山形成革命的武装核心，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并提醒他不要忽视民族主义的宣传。

桂林整军，虽然具有追随时代进步的新特点，但却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旧式整军运动的范畴，其“主要是运用个人的整军办法，让个人能接受革命思想，了解三民主义，还没有从建立革命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因此，这就不可能巩固整军的成果。

在此之际的4月27日，孙中山会见来华帮助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形势交换意见。孙中山考虑了两党联合的形式，希望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用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合作。

此时，陈炯明不仅断绝了北伐军的粮饷和军械，还在6月16日在广州悍然发动政变，指挥亲信部众4000余人进攻总统府。曾经参加桂林整军的一部分北伐军在前线哗变附逆，投靠陈炯明。陈炯明在广州叛乱，使北伐前线陷入混乱，北伐宣告失败。血的事实说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组建“党军”和桂林整军的活动，都不过是失败的尝试，并没有真正解决建立民主革命武装的实际问题。历此惨败，孙中山毅然走上联俄联共的革命道路。

1924年1月24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发布创办军校的消息，委托与会同志介绍“有主义青年”投考军校；28日，勘定以黄埔岛原有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2月6日，下令设黄埔军校筹备处，指定蒋介石负责筹办。黄埔军校的创建进入实质和成形阶段。

桂林整军的结果，不仅团结教育了各支北伐军队，还把一批矢志北伐、在北伐军中担任中下级官兵的热血青年，培养锻炼成为民主军队的骨干力量，这就使得孙中山能够以一定的实力为后盾，纵横捭阖于南北各派军阀之间，不屈不挠地坚持着讨伐军阀的战争事业。

在百年之际回望孙中山先生与黄埔军校，讲述黄埔故事，传承黄埔基因，赓续黄埔精神，在承载厚重历史的同时，不断向广阔的时代现实敞开，将历史的景深和现实的温度结合起来，生动呈现新时代黄埔精神的面貌，揭示出历史的传承与未来的发展，是我们百年回望的意义。黄埔历史是黄埔精神的独特承载，回望历史，就是持续发现历史记忆中的黄埔元素，开掘、书写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和荡气回肠的爱国事迹，彰显黄埔文化的新内涵，以此激励更多的海内外广大黄埔同学和亲属赓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争做黄埔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海峡两岸一家亲，天下黄埔一家人”的生动篇章，引导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同德，反“独”促统，使“黄埔”金字招牌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熠熠生辉。

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公布规约三十二条，并确定党的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1920年1月，他在批复杨鹤龄两次求职来函中说：“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5月，为《新青年》杂志劳动纪念号题“天下为公”四字，更是明确了革命的归宿；在上海国民党本部发表演说时，中山先生针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进行严厉批判，指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6月，派朱执信、廖仲恺赴漳州，敦促陈炯明率领粤军返粤，驱除桂系军阀。7月28日，再次与唐绍仪等联名发表宣言，坚持救国护法主张。11月10日，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8日，因粤军已克广州，中山先生乃离沪抵达广州，旋重组军政府，发布《军政府建设宣言》。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蒋介石没有进中央领导机构，感到政治前途渺茫，情绪低落，又因大元帅府主管财政的杨西宸拒发军校开办费被激怒，遂向孙中山辞职并返回奉化老家。孙中山在蒋的辞呈上批示“不准辞职”，还亲自拟电文“希即返，勿延误”。但蒋介石还是于21日辞职返浙，孙中山派廖仲恺代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建校，并开始办理招生事宜。后蒋介石在孙中山、廖仲恺的多次催促下，于4月26日回校复职；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廖仲恺为驻校党代表，自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

孙中山桂林整军，是他正确认识到要革命就必须建设一支有主义、有理想的革命军队的开始。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开始走上以武装斗争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征程，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运动会党和新军起义上，并没有注意组建革命的常备军。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才开始筹建正规的革命武装，把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广西新军援鄂北伐队伍，改编为陆军第八师，作为和袁世凯抗衡的中坚力量。但在“二次革命”中，第八师孤军奋战，兵败城陷，孙中山组建资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尝试不幸失败。直到护法运动开始后，中山先生才组建起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一、二两军，让他们集体加入国民党，算是有了自己的“党军”，但陈炯明很快将他直辖的第一军变为了“陈家军”。桂林北伐之后，孙中山根据过去几十年革命的经验以及当时的情况，了解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武装不可，不能光靠暴动和运动旧军队倒戈的办法，因此才在桂林独秀峰下开始了整军，这是他首次领导和亲自参与军队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实践活动。在新的民主革命形势推动下，孙中山满怀热情，谆谆不倦地从事军人教育工作，从中积累经验，提高认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建军思想，为后来的黄埔建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创建的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造革命军、挽救危亡思想的具体行动。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为“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建立的，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黄埔师生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场上，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历史洪流中，他们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淬炼着“救国济民”的革命誓词，不仅立下了赫赫战功，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孙中山在整军中所进行的政治教育，对提高官兵政治觉悟起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当时，驻桂林的北伐军中汇集着一批民族精英，后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叶挺、叶剑英、李章达、张发奎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参加桂林整军，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革命力量。桂林整军，既是孙中山建军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又是他开始酝酿三大政策，准备实行从旧三民主义过渡到新三民主义的历史性转变的起点。

黄埔军校的一大特色是注重政治教育，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并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军校领导的教导团发展壮大，并组建成一支革命党军。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许多中共党员担任了校领导职务和政治教官，当时的蒋介石也频频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及到穗的各省省党部书记到黄埔参观、讲演。历史证明，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思想教育，对建设一支革命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后来，政治工作扩大到国民革命军中，初步建成了革命军，此成为黄埔军校的强项和优势，对于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促进中国的革命走向成功，所起作用甚大。

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后来的黄埔军校，在1924年6月16日举办了开学典礼，这一天也是孙中山广州蒙难两周年纪念日。选择这一天举办开学典礼，寓意深长。开学典礼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登上主席台，蒋介石和廖仲恺分列两旁。孙中山宣布了由蒋介石拟选的“亲爱精诚”校训，并亲笔题写《黄埔军校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他真心希望黄埔军校同学所学的武艺，能与革命的主义相结合，生出矢勤矢勇的革命队伍，去横扫军阀、列强，使中国早日进入共和大同之境。孙中山还对同学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孙中山所题写训词，后来成为第一首黄埔军校校歌的歌词。黄埔军校以崭新的革命制度，建立了新型的革命军事学校，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在北伐、东征和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孙中山先生亲题的军校训词也在黄埔军校历史上熠熠生辉。

黄埔军校开学后，军校的领导者遵循宗旨，开展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此使得军校师生及后来建立的军队铸就了特有的精神——黄埔精神，也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愿望。1926年9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安体诚在《黄埔日刊》发表“什么是黄埔精神”一文，提出“黄埔精神，是坚信并实行总理所定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军人的精神”。1926年10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典礼，誓词中提到，“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再次强调要“发扬黄埔精神”。在创作于1926年的黄埔校歌中，也有“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之语，无不强调“精神”的作用和意义。而不同时期的阐述中，其中所包含、强调和遵守着的团结合作、奋斗牺牲的精神，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均与孙中山先生的整军思想和“军人精神教育”有重要的渊源和承袭。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