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重塑认知。中欧之间的相互认知需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变化重建对彼此的积极认知，同时理性务实有效地管理对彼此的预期。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欧洲对华认知受到内外因素影响。一方面，欧洲将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为“地缘政治回归”，欧盟机构和部分国家刻意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挑战”；另一方面，近10年来欧洲遭遇民粹政治回潮、经济复苏乏力、社会矛盾上升等内部挑战，在面对经济社会稳定、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中国时自信心下降，中国也随之被塑造成所谓欧洲的“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金年会官方网站入口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近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论坛期间，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以“对中欧政经关系的合理认知”为题发言。日前，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围绕中欧经贸关系、欧洲人的中国观等话题予以解读。

我认为，此次论坛以“中国学”为题而不用欧洲人更熟悉的“汉学”，就是希望通过深入对话交流，帮助欧洲打通历史和现实维度之间的梗阻，逐步建立起更完整、全面、客观的中国观。在这一过程中，保持高频率、高质量的中欧对话不可或缺。

一是重启对话。近年来，经历疫情冲击，中欧减少了面对面交流，为一些虚假信息和错误认知留下了空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欧需持续保持并提升各领域、各层级的对话交流，不断为人员往来、人文交流提供便利条件。

在距欧方终裁尚余的几个月时间里，需要中欧双方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让经贸关系重回对话合作的正轨。尤其是欧方要尽量克服其内部民粹主义或保护主义的思维和逻辑，忠实于自己一直宣称的自由和公平贸易原则。如果双方能坦诚交流，真正从维护共同利益和务实合作角度出发，完全可以妥善解决眼前这场经贸摩擦，避免给中欧经贸关系和整体双边关系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此前，面对类似的经贸摩擦，中欧双方秉持不因局部问题影响经贸合作大局、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摩擦纠纷的原则，成功避免了双方经贸摩擦走向所谓“贸易战”局面。

当前双方的经贸摩擦还处在第一阶段，仍为妥善解决纠纷留有窗口期。中方一方面为避免欧方误判形势，提出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与欧方的平等对话和磋商，力争顾全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局。

中新社记者：中欧是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关系发展变化影响世界，但中欧关系也相对复杂，近来在欧洲内部出现一些对华“去风险”的声音，同时也有加强中欧对话的呼吁。造成这一复杂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崔洪建：当前，中欧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日均约有25亿美元的商品货物在中欧间流转。中欧经贸关系中存在一些摩擦很正常，尤其是在合作日益紧密的当下。

中新社记者：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欧盟委员会日前宣布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是否会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和整体双边关系？双方应如何更好地消弭分歧、合作共赢？

不过，此次欧盟委员会拟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其对华认知和政策逻辑已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国在绿色产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给欧洲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欧洲在政治观念和经济政策方面出现了日益强烈的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将经贸摩擦上升为所谓的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挑战。在中方看来，这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认识，本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背离了世界贸易组织倡导的多边贸易规则。

传统深厚的欧洲汉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欧洲人的中国观，但内容比较杂糅，既有历史上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神秘国度”的好奇和想象，也有在欧洲殖民和宗教扩张背景下形成的对东方大国“落后闭塞”的形象，具有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显然，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并源于不对称交流的欧洲汉学研究，已无法完整认识和理解现代化的中国。可以想见的是，欧洲人的中国观如果不能摆脱不合时宜的陈旧认识，不能与时俱进并推陈出新，在遭遇现代中国时就难免陷入方枘圆凿、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也显然，欧洲人中国观的更新需要适应并体现时代特征，更需要在平等交流、深入对话的基础上去加以实现。

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主流。当前，在变局中如何更好把握合作原则、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是需要中欧双方共同回答的关键性问题。珍视双方过往合作所带来的有益成果，坚持务实合作方向，有效管控竞争分歧，改善相互认知，增进相互理解，中欧关系就会迎来更美好的前景。(完)

但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共同承担的重大责任面前，中欧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不断克服相互认知中的不适应，尽快形成积极、理性的新认知。双方不仅要坚持被历史证明的正确原则和宝贵经验，包括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妥处分歧、管控竞争等，还要在尊重现实、包容变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相互尊重。具体来说，需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上述目标。

2025年将是中国与欧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五十周年。近50年来，中欧关系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从建交之初到21世纪初，中欧双方都将对方视作重要的发展机遇，聚焦于经贸合作。彼时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在欧洲看来，中国是一个有无限潜力的大市场，具备各种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看来，欧洲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既有丰富的工业化、现代化经验，也有先进的技术和资金。中欧之间在发展上的相互需要，很快形成经济合作上的优势互补，双方均从经济全球化和双边合作中受益。这一合作共赢的相互认知，也成为中欧关系从经济伙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的重要基础，双方不仅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也增进了政治互信、深化了人文交流。

崔洪建：50年前，中国在欧洲人眼里更多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大市场，随着中国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变化，不仅在政治上更加自信，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在国际社会也更具影响力，原有的欧洲中国观已难以解释和容纳这种变化，欧洲人在面对中国时的心态也变得更微妙和复杂。

崔洪建：欧洲人中国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都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两大文明的相遇，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既有过彼此陌生和相互抵触的阶段，也有过包容互鉴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一些欧洲人将中欧关系看成所谓的“零和博弈关系”。在他们眼中，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欧洲则是全球化的“失意者”。中国成了一些欧洲政客和舆论转移内部矛盾的“靶子”。所谓对华“去风险”政策，其实就是欧洲面对内外形势变化的一种错误反应，既违背了中欧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也有意忽视了中欧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

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等职。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为国际政治与区域治理、欧洲政治、经济及安全问题等。发表多篇论文、政策报告和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