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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民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联合国副秘书长。从1996年开始，他陆续以中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主要成员或团长、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等多种身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演变。此番是刘振民首次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身份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更为重要的是，刘振民强调，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产业链，大幅降低了全球新能源利用成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负担得起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产品选择，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贡献。

米博体育在线官网气候谈判，绕不过“雄心”二字。在国际谈判桌上，一国代表如果提出更有雄心的承诺，往往能赢得全场赞誉，而雄心不足者，则可能遭受抨击。但雄心只是靠说吗？为何有的人认为一些西方国家雄心更大，而中国似乎不愿轻易许诺很高的目标？

他认为，当然气候问题不分国界，在谈判伊始，各方就确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一直沿用至今。他表示，但具体责任如何区别，就成为每次谈判的核心问题。发达国家想模糊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要分清，一是历史责任不同，二是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

刘振民说，回顾30多年的全球气候多边谈判历程，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的博弈。气候谈判的由来是：科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国家的无序排放引发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上升，造成了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这一背景决定了发达国家要承担历史责任。

其次，从政治体制来看，一些西方国家喜欢“唱高调”，许诺很高的目标，这是因为它们的选举政治，政客们为了选票，讨好选民，要做很多许诺。但本届政府宣布的决定，下一届政府往往并不一定落实。

目前全球经济仍处于低增长阶段，各国经济还没有完全从几年前的全球新冠大流行和世界经济危机中恢复，很多领域也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为何COP29难以达成更有雄心的共识？刘振民表示，这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合作遇到历史性挑战。事实上，COP29开幕之时就笼罩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阴影中。刘振民指出，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未能如同历史上部分大会期间那样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另外，不少发达国家不得不将本可以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地区冲突等其他事项，导致气候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同时，需要看到，近些年，不少发达国家动辄采取单边措施、征收高额关税，这不仅影响全球经济恢复，也影响到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这些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均对COP29产生一定影响，需要国际社会多方面解决。(完)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近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上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这种似乎存在的差异并不是因为中国雄心不足，而是由文化传统及制度差异等形成的。

过去一年来，有西方政客炒作中国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但国际机构、发展中国家大都发声批评这种说法，从全球能源需求和能源转型需求出发，中国的新能源产能是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刘振民，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曾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联合国副秘书长。从1996年开始，他陆续以中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主要成员或团长、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等多种身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

日前闭幕的COP29设立了到2035年发达国家提供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但多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表示对这一资金目标深感失望。

1990年形成了一个“77国集团和中国”的新集团。刘振民表示，新集团30多年运作有效，对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在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推动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刘振民介绍，在本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国发布了《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2025-2027)》。在这个行动方案下，中国将在未来两年发射三颗风云号气象卫星，将会密切跟踪亚洲、非洲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气象和气候变化，以便及时为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早期预警服务。这也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的切实帮助。

对于中国的角色，刘振民表示，首先，中国自身的能源转型还面临很大的压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做自己的事。中国要构建一个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截至2024年9月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约占总装机的54.7%，虽然近些年保持高速增长，但还不能保证中国国内的能源供给需求。据能源部门预测，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5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要达到80%左右，这也意味着巨额的资金需求。

其次，考虑到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根据《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中国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向国际社会提供气候资金援助的法律责任。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南南合作等平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南南合作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

刘振民说，首先，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更在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想法，也不惧许诺，但对诺言是否实现并未特别在意。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许诺过的就一定要做到，所以中国人许诺时非常谨慎，先要考虑能否落实。

今年是《公约》生效30周年，这期间美国已经两次“退群”。第一次是布什政府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次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如今，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是否会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引起全世界担忧。美国两党这种对气候政策的不同取向，也造成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缺乏连续性，“承诺的做不到”。

但中国是共产党长期执政，中国政府不会开“空头支票”，“我们宣布的措施是一定要实现的”。上述两种因素叠加，导致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对于“气候雄心”的表达方式看上去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