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一些企业主动进行的创新性可持续探索实践。比如央企用自身的核心能力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版的ESG体系，并在乡村振兴领域做出巨大成绩，《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3)》显示，中央企业定点帮扶256个县，对口支援西藏21个县、青海16个县、赣南闽西等原中央苏区7个县，仅2022年投入和引进各类帮扶资金308亿元，培训各类干部人才78.8万人次，购买和帮销脱贫地区农产品114.7亿元。

新2官网吕忠梅指出，目前的ESG(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体系在实际使用中，标准不够透明和清晰，且越来越被西方化与政治化，甚至成为打压中国一些全球化企业的手段。而中国企业特别是央企，在乡村振兴中的卓越贡献，在ESG体系中也无法被充分体现。因此，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日渐深入人心，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显得愈发重要。

二是制定一套完整、系统、符合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指标设定上，既要参考国际标准发展趋势，也要充分考虑我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和发展目标。

由此，吕忠梅提交了《关于推动建立中国企业适用的可持续发展指引、标准、体系的建议》，她建议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三部委共同牵头，制定中国企业适用的可持续发展指引、标准和评价体系，引领中国企业积极广泛地进行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谈到建立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体系的基础，吕忠梅认为，一是有关单位已在探索有别于ESG的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机制。

民营企业如腾讯践行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在乡村振兴、健康普惠、碳中和等领域形成了标杆案例，如连续两年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提到的耕耘者振兴计划，通过“乡村 ceo”培养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共富乡村”项目，以及支持基础科研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和科学探索奖等。

例如，今年2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征求意见稿发布，要求两年后国内上市公司将分批分类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该指引直接采用联合国倡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吸纳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通行披露准则，兼容了企业社会责任、ESG；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社会贡献”的内容，把企业支持乡村振兴、企业创新驱动等有中国特色的内容纳入了可持续发展披露框架中。

关于建立中国化可持续体系的具体方案，吕忠梅建议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三部委联合形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指引，降低企业信息披露成本；同时引导设立可持续发展的案例库、教材，推动可继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