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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寿县斗鸡台文化肥西三官庙遗址，发现二里头遗址之外迄今中国出土夏商之际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也是迄今全国一次性出土夏商之际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还可能是中国迄今发现包括钺、戚、戈、凿、铃、牌的完整仪仗青铜礼器组合和“毁兵”习俗的最早案例，并为“桀奔南巢”等历史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淮河流域发现20多处包含有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长江以南的马鞍山等地发现点将台文化遗存；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将对安徽长江流域青铜冶铸历史的认识从此前的商周之际提前到二里头三四期。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一次年会“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当天在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四川广汉开幕，叶润清在《近年来安徽夏商周考古的新进展》主题报告中作上述表示。

夏代考古研究方面，一是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与早期夏文化在安徽江淮地区的考古探索，发现淮河中游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和大型礼仪性建筑及相关祭祀活动遗存，为“禹会诸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考古线索，涂山古国的面纱也有望被揭开。

安徽地区商代考古工作新进展包括：阜南台家寺遗址发现主体年代为中商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高等贵族墓地、祭祀坑、铸铜作坊、青铜礼器、陶范等中原商文化系统的重要遗迹遗物。

塞班岛电影中新网四川广汉10月19日电 (记者 孙自法)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夏、商、周三代处于青铜时代，这一时期，位于中原地区周边的安徽江淮地区“江湖地位”如何？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研究馆员10月19日做学术报告指出，相关考古发现研究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凸显出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的重要资源、交通与文化走廊地位。

叶润清总结表示，夏商周时期这些重要考古发现结合历史文献，为研究淮夷方国和吴、越、楚等古国聚落形态、生业模式、青铜冶铸工艺、葬俗礼仪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中原王朝与安徽江淮地区的密切联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从而凸显安徽江淮地区在夏商周时期的“金道锡行”重要地位。(完)

他说，近年来，安徽夏商周考古工作重点围绕“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夏文化、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三大课题，开展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

“金道锡行”是考古学专有名词，最早见于春秋早期青铜器铭文中，指夏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中原地区远距离运输铜(金)和锡的通道，标志着国家控制大量青铜原料的运输和流通。

皖西南怀宁琚新屋遗址发现以平裆锥足鬲为主要炊器的殷墟时期文化遗存，可能代表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对构建皖西南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至春秋早中期，安徽江淮之间和淮河以北主要为淮夷方国属地，江淮东部及长江以南之长江流域属吴，新安江流域属越，淮夷方国、吴、越、楚遗存以及沿江地区铜矿开采与冶铸遗存均有大量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