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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2023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主动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2024年8月，陈某与其他三名农民工因劳务费与某装饰公司产生纠纷，诉至枝江法院。承办法官对案件进行梳理后，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具有诉前调解的基础。经征求双方同意，便将这四起案件委派给工会进行统一调解。在调解员的组织下，仅用半小时，装饰公司便承诺支付拖欠工资，当签字按印的调解协议拿到手上时，四名农民工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佛教传入后，新疆地区又经历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多种宗教文化在新疆大地都曾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莫尔寺遗址的考古成果，揭示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传播和盛行的过程，实证新疆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之地的史实，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征。(完)

肖小勇：喀什古称疏勒，位于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地理上与犍陀罗相近，疏勒因而成为佛教“东传”必经之地。汉唐时期，疏勒佛教兴盛。唐代玄奘经过时，此地有大小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是当时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可以说，在公元10世纪前，佛教是喀什地区流行的主要宗教，此时期的疏勒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新社记者：莫尔寺遗址是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其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兴衰？如何见证佛教“东传”与“西渐”？

为深度融入党委领导的平安建设大格局，湖北省枝江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维护大局稳定，促进公平正义，用法治力量让平安枝江底色更亮、幸福枝江成色更足。

第三阶段，自公元7世纪始，莫尔寺规模达到顶峰。前期的多数建筑仍在长期沿用或进行改扩建，并在方形大塔南面，紧靠独栋式僧房的东墙新建了大佛殿。

竞猜足彩胜平负从调解室里的针锋相对到握手言和，从折返往复的繁琐流程到一站式窗口的高效解决，从教室里的一堂法治课到大街小巷里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一点一滴的小安聚成大安再到长安，一幅以平安为底色的和谐画卷在枝江徐徐展开。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枝江法院不断延伸“司法服务链”，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抓在经常、融入日常、严在平常，以公正的裁判、高效的司法服务、人性化的司法关怀以“营商”促“赢商”，以“法院之为”助推枝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3年6月2日至10月1日，考古工作者历时121天完成田野发掘工作，这一阶段发掘出土的遗物尤为丰富，含陶片等各种残片共7000余件，小件103件，并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肖小勇：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是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传播和佛教寺院变迁、佛教造像艺术演变、汉唐时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的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同时，莫尔寺遗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原文化对新疆地区的影响。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也为中原和西域往来交流及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提供更多新的实证。

肖小勇：该遗址地处新疆喀什市中心东北约33公里处，位于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的一处洪积台地上。台地长约300米、最宽处约17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其西侧为陡崖，下方是一望无际的洪积平原，一条河从南面不远处流过。如今，台地顶部及边缘受风雨侵蚀严重，除已风化的两塔外，其余建筑不复存在，地表仅能见到数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

问需于企、答疑助企、送法入企……为深入推进“司法服务进企业”活动，2023年以来，枝江法院聚焦企业需求，针对企业痛点堵点难点提供“订单式”普法服务20次，开展专题普法讲座25场，发送普法宣传册百余本。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涉企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将金融、破产、知识产权等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肖小勇，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考古、新疆考古、中西文化交流考古和岩画研究。现主持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新疆重点项目莫尔寺遗址发掘，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和多项校级及横向项目。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北城村——冀中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具茨山岩画调查报告》《西域考古研究——游牧与定居》等著作6部，《西域考古图记》《穿越时光的符号：中亚岩画的解读》等译著。

抓执行到位，多措并举“提质量”。今年以来受理各类执行案件995件，结案758件，执行到位3991万元。深入开展“荆楚雷霆”专项执行行动，院领导带队出征，利用凌晨、夜间常态化开展错峰执行行动。

第二阶段，约公元4世纪至6世纪，增建了塔里木盆地流行的“回”字形佛殿，可能还包括厨房等建筑，它们与覆钵式佛塔一起构建出中心广场。方形大塔可能修建于这一阶段，但因其独立于外且无连续地层，不排除更早或更晚的可能。此阶段，当地民众的佛教信仰从以舍利塔崇拜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为中心转变，这一时期的佛像有犍陀罗佛像的影响，但也发现一件木质的六趾脚，根据文献记载，古疏勒王室成员有六指、六趾的特征。

第一阶段，至迟约公元3世纪中叶，已修建具有印度、中亚风格的覆钵式舍利塔和仅见于喀什本地的独栋式多室僧房，反映出印度佛教“东传”的历史。这座覆钵式佛塔就是第一阶段的标志性遗存。

2014年，曹某某、覃某某与骆某合伙开办柑桔打蜡厂，但不久合作破裂。2018年，曹某某与覃某某退出，骆某独自经营，后因土地租赁及合伙纠纷，二人将骆某诉至法院，判决生效后，骆某拒不履行义务。2023年，曹某某与覃某某申请强制执行。经过五小时的紧张作业，法院强制腾退了12亩厂房。

抓自动履行，源头治理“减增量”。探索法庭“立审执”一体化改革，将案件执行权下放至4个法庭，对法庭审结的案件，由法庭负责督促执行，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截止2024年8月底，法庭仅313件案件申请执行，自动履行率高达60%。

法院工作人员围绕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引导企业依法有序经营，并主动征询企业对法院审判执行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意见建议。公司负责人感慨道：“法官们的耐心解答，让我们对法律风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

在源头环节，枝江法院常态化开展“法官进家站”、“法庭+乡镇综治中心”会商机制等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在诉前环节，组建诉前调解团队常驻市综治中心，推行“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工作机制，搭建“代表委员调解室”、“法院+工会诉前调解工作室”等调解平台，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化解。今年以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调解案件2538件，调解成功1244件，司法确认19件。在诉中环节，狠抓案件质量、效率和效果，推动“一个纠纷、一案解决”，一审案件上诉率9.63%。在诉后环节，全面落实“有信必复”工作要求，落实专人在市综治中心全天接访，出台《关于加强判后答疑十三条措施》，建立“判后答疑”工作机制。

“出发！”5月的清晨，随着一声令下，枝江法院执行队伍如同离弦之箭，火速奔赴各个执行现场，打响了我院“荆楚雷霆2024”专项执行行动“第一枪”。

2019年到2022年，清理出土大规模佛寺遗址建筑群和数以万计的石膏佛像残片，还采集上百份动植物标本、测年标本，因而对莫尔寺遗址的总体布局、基本结构和历史演变有了一定认识。主要遗迹据其形制、内部设施和出土遗物推断，可分为塔基、僧舍、佛殿、伙房等类型。出土遗物中，数量最多的是大大小小的石膏佛像残片，也有陶、铜、石、木、骨等质地的各类器物。

肖小勇：从莫尔寺遗址目前留存的两座佛塔来看，一座圆形，一座方形，佛塔的形制体现了犍陀罗风格的影响，但其使用土坯砌筑，三层方形基座之上还有一层圆形基座，基座上不施雕像，佛塔表面则粉刷白石灰，应该是结合了本地的条件。我们还发掘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利用多种方法初步梳理出莫尔寺时空发展的脉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特征。

中新社记者：莫尔寺遗址所在地喀什，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也是古代西域佛教中心之一。其对于佛教传入中国有何特别意义？

2024年6月，一场“面对面”座谈会在枝江市宁港物流有限公司召开，这是枝江法院联合司法所开展送法入企专项活动的一个缩影。

案件数量逐年激增，为了将矛盾纠纷化在源头、解在诉前、消在萌芽，枝江法院倾力打造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法院与公安、检察、司法、信访及其他部门齐抓共管的“1+5+N”诉源治理新模式。

执行工作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公里”,2024年，枝江法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不断规范执行办案行为、完善制度机制，持续精准发力，执行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抓积案清理，持续发力“去存量”。实施“一人一台账”“一案一对策”，重大案件“一把手”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通过“终本清仓”“执破融合”等方式依法解决“执行不能”案件35件。

另外，出土文物中还发现大量圆形方孔铜钱，包括五铢、开元通宝，还有中原式的木梳木篦等，体现中原文化当时已融入寺院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

“唯其实干，更见担当；唯其磨砺，始得玉成。”这是枝江法院近年来推进平安建设工作的真实写照。全院干警满怀司法为民的深情，在枝江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用法治力量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幸福，为下好平安建设“一盘棋”贡献法院力量。新疆喀什市城区外的荒漠中，矗立着一高一矮、一圆一方两个“土墩子”(两塔)——这便是赫赫有名的喀什莫尔寺遗址所在地，系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

考古发现表明，佛教传入新疆后，很快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并影响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及更远的地方，逐步成为疏勒、龟兹等西域早期绿洲城邦的主流宗教文化形式。由此开始，佛教继续向河西走廊、中原等地进而传播，并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交融互动的双向格局，相互影响。

大佛殿结构独特，规模宏大，平面呈长方形，由中室和两端各两个厢房构成，且面朝东北，其平面布局初步判断可能受到中原建筑样式的影响。在大佛殿中，供奉着两倍于真人大小的大型佛像，虽然其波形卷发仍为犍陀罗特征，但整个面容丰满圆润，具有唐代风格。这些应是受中原佛教“西渐”影响的佐证。

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兴建于公元3世纪，到10世纪后逐渐废弃。其建筑不仅有印度佛教“东传”的风格，也有中原佛教“西渐”的痕迹。莫尔寺遗址与佛教进入中国有何渊源？近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肖小勇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