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对于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役的亚非国家来说，这些原则既反映了摆脱压迫、实现自主的目标，也提供了具体策略。1955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亚非国家齐聚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共同探讨基于这五项原则之上，作为独立国家参与构建战后新国际秩序的途径。美国尽管未获邀出席，却仍在会议期间百般阻挠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

尽管当前一些国家和势力对中国怀有敌意，但中国仍在寻求与之共存的途径，甚至同之前对立的国家扩大合作，这样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已经有150多个国家积极参与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来——它们怀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共同揭开了一个新世界的面纱。

在日本社会，虽然有些人主张和平主义和国际合作，但更多人普遍认为弱肉强食是难以避免的残酷“现实”。否则，主张放弃战争和军事力量的和平主义为什么会遭到破坏？强化军事力量的步伐为什么仍在向前迈进？和平主义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被某些人视为一种软弱的表现。大多数人认为，加强军事力量是不得已之路，可见“和平宪法”并未成为民众的思想武器。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宗旨也包括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实际上，在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共存尚不能立即实现的时期，一些国家采取了渐进式民间外交策略，作为与西方国家建立政治共存的一种手段。例如，中日早在五六十年代前就曾开展过人道主义外交和民间经济交流，包括遣返在华滞留日本人、签订《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也称“LT备忘录”)等，这些努力最终推动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70年过去，这场解放与压迫之间的斗争究竟结果如何？70年前，怀着对新中国的恐惧和敌意，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采取对华遏制政策；如今，他们又担忧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因此故伎重演，出台了新的遏制政策。中国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权利，在某些西方国家眼中竟成了“威胁”，必须打压。

奥门金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压迫、实现独立自主提出了目标和策略，也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和平共存提供了路径。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对中国等新兴国家长期实行围堵遏制策略，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这不仅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相悖，也与现代西方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

自1950年以来，中国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其他任何国家无权干涉。今天，中国仍在不断强调这一点，这从侧面说明侵犯主权、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情况依然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指出了二战后国际社会存在的挑战，而且提供了公平且具有普世意义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结合这一历史背景理解近期日本政坛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如上所述，对中国而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长期政策，日本政府的“中国威胁论”纯属无稽之谈。

按照西方国家的“逻辑”，发展中国家可以发展经济，但发展程度绝不能超过发达国家，而且它们决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观点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追求繁荣和民族进步的权利，违背了现代西方自由和平等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多极世界中，仍有不少国家对那些偏离“西方标准”的国家持排斥态度。此外，西方世界将强国(前殖民国家)对弱国(前殖民地国家)持续的单方面敌对和攻击视为一种“平衡”状态。

中日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不断演化的。尽管日本在二战后推进民主化，并自诩热爱和平，但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一直试图通过与美国结成的安保同盟来遏制中国崛起，架空其宪法，不断扩充军备。

一些读者可能会误以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仅仅是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应对策略。然而，深入研究其内涵和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反抗西方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因此可以说，是先有了五项原则，才有了团结一致的第三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拥有更崇高的内涵。它要求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和平共处，这是对此前列强将非西方国家排除在平等原则之外的强权政治提出了异议与和平倡议。不仅如此，它更强调在前殖民地国家的去殖民化过程中，反对强权政治，倡导尊重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不论国家实力大小、社会制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