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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必要成本。实现经济政策的最优效果，必须对政策实施可能付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估，力求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比如，财政政策要权衡国债工具成本与税收工具成本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要权衡价格型工具成本与数量型工具成本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最优的政策成本收益组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经济政策实施与改革措施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缓解社会摩擦，为政策落地和改革到位提供良好环境和保障。

平衡社会再分配效应。政策实施和改革推进过程中会出现利益的再分配，一部分群体在此过程中受益而另一部分群体可能受损。要从寻求最大公约数角度出发，平衡好政策实施与改革落实中的利益问题。比如，在区域政策实施中，从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协同出发，解决好政策执行过程中对区域、城乡、群体的利益再分配，做大增量、分好存量。在财税体制改革中，平衡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企业与个人等重大关系，稳妥推进财权事权、税收体系、债务管理等体制改革。

某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产生外部性，对其他相关经济部门造成一定的影响，对此，务必要有相应的补偿或分担机制。比如，定向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增加非定向企业的相对竞争成本，需要通过其他公平市场手段来尽量消弭这些政策带来的外部影响。

首先，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定、实施应与经济周期相适应。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周期相适应，才能够发挥好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在经济上行期，应及时把控好宏观经济政策收缩的时间和力度，促进市场出清，避免经济过热；在经济下行期，应及时合理实施刺激政策，在经济逐步企稳时平稳退出非常规政策，保障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统筹好跨周期政策和逆周期政策，在及时熨平经济运行可能出现的短期波动的同时，兼顾经济运行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此外，经济政策既是经济周期驱动的因素，同时也需要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动。

其次，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实施必须考虑对社会预期的影响。预期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调节与引导居民和企业的预期，对改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效果有着深远意义。在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定要及时进行政策发布，把握好改革落实的时点，引导好社会预期。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政策实施和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不同区域、部门、群体之间会存在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发展差异。为此，应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传达政策与改革信息，健全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沟通机制，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市场沟通范围、渠道、模式，在各项改革中充分实现利益主体的信息对称。

南宫28平台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经济政策与改革举措的制定与实施是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经济政策和改革举措落实中的时效性与外部性问题，切实保障各项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在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实效原则，将政策实施对相关经济部门产生的成本纳入评估，科学识别和有效降低各类成本，实现政策效果的最优化。

实现社会适度有效补偿。政策实施和改革推进会带来经济社会格局的变化，使得一部分群体受到外部性影响。公共政策和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关注这些次生影响，通过政府纵向或市场横向等多种方式，保障这些外部性影响得到相应补偿。比如，在公用设施或服务价格调整政策实施过程中，重点关注低收入人群对价格调整的耐受程度，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弥补政策对这些人群正常生活的影响。

最后，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实施必须考虑交叉影响。各项经济政策和改革举措有的是相互促进和互为保障的，但有的政策如果同步推出则可能出现相互掣肘的情况。因此，应更加注重科学精准有效地实施宏观政策，做好各项政策和改革的协调、衔接、平衡，打好时间差，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避免政策和改革出现进入时的“拥挤效应”和退出时的“垮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