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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通过短链路的闭环机制，实现小事不出院落，中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该负责人举了一个例子，社区小花园的健身器材脱落，居民和网格员发现后上报给街道，街道牵头过程中，除了在健身器材旁边设置安全提醒外，还以“去函”的形式多方联系旅游局、公园局等部门。

“通过织密网格，都知道自己负责哪些事务，下属网格知道将具体工作落实到哪个院落。当微网实格体系做好了，就是在为社区基层减负。”向万军认为，党建引领需要由社区“两委”牵头，网格员具体落实，一旦职责体系被建立，工作质量就能保证。

足球比赛合法近日，一条长约120米、飘荡着粉红色甜蜜气息的小街再一次带火了玉林北路。这条“天府有囍·玉见LOVE”婚恋主题文化街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专门前来拍照打卡。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是其提到加强网格员和微网格员处理事务积极性的很重要一点。该负责人表示，社区两委和网格员的力量有限，部分问题仍需街道统筹，“社区两委不是我们的下属，我们是一家人，一个生态系统，居民反馈问题得不到解决，社区不被信任，问题堆积到街道，基层工作就无法开展，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

近年来，成都以“智慧蓉城”与“微网实格”治理双向赋能为抓手，协同响应机制进一步健全，有序推动治理资源、服务、队伍等向基层下沉，职能部门、社区工作者、微网格员、社区合伙人等治理主体找到了渠道、找准了服务场景，发挥了作用。

这些清晰化的院落档案为社区管理和规划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一旦上级部门需要社区相关数据，将由少城街道直接上报，实现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们“减报表、减会议”。

记者发现，扫描“少城数字院落”系统的二维码只需要填写基础信息姓名和地址，降低了居民反馈门槛。同时，社区、街道工作人员都可以查看“少城数字院落”后台系统，这也让问题在短时间内能形成居民反馈，社区接收，问题未解决，街道再来处理的闭环机制。

自2017年以来，玉林北路社区通过区域化党建平台累计引导辖区内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认领党建项目391个。比如在党群服务方面，社区“两委”通过搭平台，设立居民矛盾调解室、老党员工作室、小余警官调解室，充分发挥退休党员和居民骨干的作用，推动民事民解、自治共治。

玉林北路社区两委的做法是搭建党建引领的平台。社区“两委”工作人员9人，作为中枢系统，负责各自对接民政、城管等各部门科室，各自向下对接6个网格员，网格员们再将部分工作下发给老党员在内的86位微网格员。

让向万军印象深刻的党建项目还有高新供电“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开展的“照亮回家的路”。有一年夏天，28号院一位居民拉线给电瓶车充电，烧坏了车棚电源，导致整个院落断电。这位居民抱着试试的心态向党员服务队求助，没想到，党员服务队10分钟就赶到了社区，20分钟后为院落恢复了供电。

有了数字档案，少城下属的社区书记就只要求社区网格员掌握清楚居民骨干，党组织成员、低保户以及适龄儿童的数据，每个季度更新一次，录入到“少城数字院落”，这样重点人群关爱、资源盘活、安全隐患、自治服务等事项都集成到一张地图上，数据实现共享，不用再由社区工作人员反复入户排查，反复提交数据。

对于很多基层干部而言，把社区街道营造得太火，并不是一件好事。人流量多、扰民问题、治理治安问题就多了，同样基层工作的问题就多，麻烦也更多。

马树海指出，城乡基层减负绝不是简单地减任务、摘牌子、缩评比、少创新，而是除内耗、不折腾、真提效，改变社区“忙”“乱”“累”的生态与心态。

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矛盾问题最多、工作压力最大的地方。从社区到街道，成都如何赋能减负“轻装上阵”为民服务？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深度报道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调研。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玉林？向万军思考过，她认为本质上，是大家看到了玉林的温度、干净的社区街道、不欺客的商户、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都是这片街区从居民到商户内心热情的“外化”体现，这和玉林居民对自身生活的关注息息相关。“我们需要给居民传达小区管理好了，大家都能受益的理念。”

通过区域化党建平台整合资源、服务辖区，如今玉林北路社区两委工作人员减少了一线繁忙的工作，正在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思考如何服务好社区居民。

作为一个只有“两委”成员9人、网格员6人的社区，玉林北路社区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15人背后要服务的是5000多户住户，以及最多时候有8000人次的市民游客。

为了让社区少做一步，少城街道推出了“少城数字院落”项目。据悉，“少城数字院落”收集了514个院落(小区)，拥有由各类标签所描摹出的精准画像，建立了院落(小区)数字档案，包括开发人口底数、资源分布、服务主体、服务事项和响应流程等功能模块。

少城街道办分管负责人向记者演示了“少城数字院落”的反馈上报机制，即居民、网格员们发现院落(小区)内的问题，可以随手通过张贴在院落里的小程序二维码扫描。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在“少城数字院落”平台收到提醒后，及时解决问题。

在锦江区，以社会组织、社区合伙人、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广泛参与的基层减负工作机制，有效激活了“纵向+横向+在地”人才资源，“小狮妹”“光明伯伯”“春熙孃孃”“和善孃孃”等治理力量不断壮大，成为承担基层自治、共治的重要力量。

新民智库(成都)理事长马树海带领的致公党四川省委组织课题组曾历时半年实地调研成都、宜宾、绵阳、自贡等地，收回社区工作者调研问卷1507份。

“经过近三年的‘微网实格’治理体系不断迭代升级，成都基层治理在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理念工具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为全国破解基层减负难题提供‘解决方案’。”马树海建议，除了推出一系列社区减负政策体系，还需对社区减负的规律、机制、路径等进行结构化分析与理性化认知。

“街道像一个综合协调平台，要清楚上级给社区的工作是什么，怎么做。”在少城街道办分管负责人口中，街道能多做一步，位于群众一线的社区就能少做一步，腾出手来为居民办实事、破难题、解民忧。

向万军介绍，此前的玉林北路并非《成都》那首歌里所唱的那般“美好”，老旧院落光是漏水的问题，就时常引来居民之间纠纷、吵架，街巷脏乱差没人管，居民又投诉不断。在为东家跑西家忙的过程中，她也在思考：基层党组织到底该做什么？

该负责人解释，反复提交各种报表、考核、数据等文件材料等一直是基层最为头痛的难题，日常大量杂事堆积下，很难对数据、文件精准提报，容易造成错报、漏报，甚至一项工作要反复做，尤其是一旦面临社区基层工作人员离职变动，还会造成数据无人掌握的困境。

玉林北路社区书记向万军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了近期社区将推出的两个居民服务活动：一是让社区能人出任“媒婆”，给街道社区的单身男女牵线搭桥；二是利用社区图书馆，开展“小主理人”活动，让社区的孩子们当家做主，参加管理图书项目。

首先，需要强化刚性约束，对村(社区)权责边界厘定、工作事项界定、事项下沉流程、负面清单、责任追究机制等作出制度安排。其次，突出分类治理，根据负担生成原因、表现类型及可能后果，制定分类减负办法措施，建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评估体系，以履约为导向，避免评审组简单以资料组卷等作为评价项目实施质效的依据。